柯庆施简历,康惠淑妃简介

康惠淑妃博尔济吉特·巴特玛璪,与懿靖大贵妃一样原本是林丹汗的福晋,林丹汗死后改嫁给皇太极为其侧福晋。康惠淑妃曾与林丹汗生有一女,此女后来被皇太极嫁给了多尔衮。皇太极称帝后,巴特玛璪被封为次东宫淑妃,顺治期间被尊为康惠淑妃。康惠淑妃卒年不详,但其死于懿靖大贵妃之前,葬入清昭陵贵妃园寝。人物生平
巴特玛璪在入宫前是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芭德玛瑙伯奇福晋(八大福晋之四。统管窦土门万户斡耳朵,故又称窦土门福晋),并生有一女。
天聪八年夏,林丹汗在青海大草原去世;闰八月二十八日,在部下的护送下归顺后金。第二天,大贝勒代善等举行盛宴欢迎归附的蒙古诸大臣。第三天,大贝勒代善与众和硕贝勒等上奏,请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为妃。
最初,皇太极不从。代善等认为窦土门福晋“委身顺运,异地来归,其作合实由于天,上若不纳,得毋拂天意耶?……皇上修德行义,允符天道,故天于皇上,特加眷佑”,皇上恩泽娶她,群庶无不欢欣。皇太极犹豫三天,想到“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文雉,飞入御幄之祥。今福金来归,显系天意,于是意始定”。命希福、达雅齐前往迎娶。护送巴特玛·璪来的蒙古人闻讯后,都高兴地说:“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欢庆之至矣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可见皇太极娶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晋,有着极大的政治意味。
皇太极考虑后,决定娶窦土门福晋。其女被皇太极养在宫里(《清史稿·后妃传》记载的“蒙古养女”)。在皇太极纳娶窦土门福晋后不到一年,天聪九年三月,八大福晋之首的囊囊太后娜木钟率领一千五百户部众来归顺;四月,八大福晋之三的苏泰太后(苏泰福晋,八大福晋之三。叶赫那拉氏,名苏泰,叶赫部德尔赫礼台吉之女。统管哈纳土门万户斡耳朵,故又称哈纳土门福晋)带着她的儿子、林丹汗的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即林丹汗的继承人,又率一千户部众来归顺,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随同两位尊贵太后前来的还有林丹汗另两位侧室福晋俄尔哲依图福晋、苔丝娜伯奇福晋(名苔丝娜,一般称为伯奇福晋),及林丹汗的妹妹泰松格格等。
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封为次东宫淑妃,居衍庆宫,位居崇德五宫后妃的第四位。崇德五年,皇太极命十四弟多尔衮纳娶衍庆宫淑妃的“蒙古养女”为福晋。崇德八年,顺治帝即位,封为太妃。顺治九年加封号“康惠”,称“康惠淑妃”。康惠淑妃死于懿靖大贵妃之前,卒年未明,死后移棺盛京葬入清昭陵贵妃园寝。康惠淑妃的女儿
与林丹汗生有一女(《清史稿·后妃传》记载的“蒙古养女”),后被皇太极养在宫里。崇德五年,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纳娶其为福晋。康惠淑妃园寝
清昭陵贵妃园寝,其面积约1350平方米,呈长方形,内有享殿、茶膳房、坟院等。清末以后,由于疏于管理,贵妃园寝房屋破损,墓塌碑失。民国年间北陵开辟为公园后,经奉天省长公署批准,房屋予以拆除,陵墓也为岁月所湮没,此地逐渐长满树木,被人们遗忘。

柯庆施自1922年加入共产党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洗礼,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京市市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位。柯庆施主政上海,深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于1965年4月9日逝世,享年63岁,然而他的死却被红卫兵造反派诬陷为是贺龙和李井泉的谋害。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柯庆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主政上海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先后就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被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逝世前后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柯庆施的子女
柯庆施的子女现在是怎样的?柯庆施总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儿柯六六是个作家。六六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六六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后来随着柯老工作的调任,六六来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写道,她刚到上海的那一个时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昼。
那个时候,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常用飞机到沿海地区骚扰。在六六五岁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轰炸。那天本来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广播停了,灯灭了。六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她对光明的渴望。柯庆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请客吃饭。据六六回忆,那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着家人搬离了花园洋房的家,搬进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庆施不喜欢花园洋房,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还非常的穷,他作为一个干部住好房子脱离了大众,心里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走进了群众,但是由于办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爱棠公寓,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办过家。住房面积不大,但胜在离办公室不远,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满意这个家。
柯庆施的二女儿叫五六,三女儿叫友宁,儿子叫友京。他们为人低调,资料不详。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邹家华的女儿。这就是柯庆施的子女一些资料。柯庆施怎么死的
柯庆施的下场是怎样的?1964年,柯老在上海做了手术,那时周总理特地在手术室外守了三个多小时。术后,柯庆施到北戴河疗养,随着天气渐冷,他又动身前往广州。大概疗养了半年后,柯庆施逐渐复原,准备继续工作。可是一月后,报纸和广播都报告了他的死讯,说他治疗无效死亡。
在柯老病亡后,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前去处理丧事。柯庆施的追悼会相当的隆重,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迎灵。一万三千多人到达公祭现场,主祭是当时的刘少奇主席。这是北京的公祭仪式。在同日,上海也举办了大型追悼会,林彪站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另外有六个省会也举行了追悼会。江青对于柯庆施的逝世悲痛万分。柯庆施的女儿回忆,柯老这次的病来势凶猛,可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后,报纸上出现爆炸消息,柯老并非因病去世,是死于谋杀。文中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等同志。
经过详细调查,柯庆施临死前的真相被还原。柯庆施在成都与四川省委一群人聚餐后,深夜感到腹痛,当时上海医疗小组火速赶往成都医治。经过反复确诊,认为柯老有患胆囊炎的可能。次日,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柯老转危为安。可是入夜后,心脏停止,经过胸部按压,心跳恢复。此后,心跳暂停好几次。第三天,柯庆施心跳停止,再无力回天。为了查明柯老的死因,专家医疗团解剖了他的遗体,一致确认他死于胰腺炎。人物评价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康生原名张宗可,是诸城名门之后,也是文革主要成员、林彪江青发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革命岁月中,康生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文革中扶摇直上,担任过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位。康生于1975年逝世,文革结束后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出生书香世家,书法堪称优秀,有人说康生其人虽废,其字流传。人物生平
1898年生于今山东诸城大台庄(1946年之后划归新立县胶南,后者于2012年12月1日与黄岛区合并为新黄岛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祖父张鸿仪曾为贡生。13岁时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因而遭父亲禁闭。后来在友人协助下到青岛礼贤中学学习。
1914年去青岛礼贤学校学习。
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抢劫,其兄因而遇害,后举家迁往诸城县城。
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
1920年,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后赴诸城县立高等小学讲授。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工作与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工作期间,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
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1927年春夏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迫害了一些好的共产党员。
1937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情报部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书记。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七大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
拿日本津贴,造成很坏的后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康生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制造了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和毛泽东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
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诬陷、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康生书法
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分别为: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据说陈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四条屏。另外明朝著名文人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考明天启丁卯年刻本世间只有四部,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大连图书馆,康生不知用何种办法搞到一部,并亲自校订。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确实功力不凡。
据说康生还送给刘少奇一面十四折扇面,两指间宽,竟用蝇头小楷誊抄了整整一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
落款。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
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名款作画,这三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康生,其人虽废,其字流传。也许,中国书法史上要留下他的名字。康生的子女现状
康生与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其儿子张子石在山东隐居直至去世。康生是一个惯于观察形势、搞政治投机的人。康生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
1915年,在康生17岁时,在父亲安排下,康生与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后续娶曹轶欧(曾任康生办公室主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起被撤销职务,但未被开除党籍,1989年康生逝世。其儿子张子石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市委书记,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后来在山东隐居直至去世。人物评价
康生是中共早期党员,曾经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时,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烧、杀、抢、夺”等,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成为千古罪人。
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师哲著有《师哲回忆录》全面记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康生的所作所为。
康生是把江青从演艺界领到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有过一个说法,他说:“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他还回忆:“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师哲在文章中说,康生赠诗戏弄我,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首诗是不错的。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康生的这首诗,‘文革’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王春南:《听匡亚明校长忆往》)
康生是怎样的人?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尽苦头。那么,“纣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有一美国记者给康生的评价中有一句话:他是人间阎王。
康生极善收藏与文物鉴赏,特别喜欢收集古代砚台等文房四宝和善本书,其本人尤其擅长书法、绘画和戏曲,与艺术界人士也多有往来;他与郭沫若就互称“郭老”、“康老”;文化大革命抄家盛行期间,收获甚丰,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文物5500多件——从而变相地“保护”了一些珍贵的文物艺术品。
“文革”结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园公开展览,令人叹为观止——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录则否认“康生窃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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