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之死,寡妇捐资帮秦始皇修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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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丹砂王寡妇清
在秦汉人的心目中,男子经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但对女性却无这方面的指责。据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生子》篇记载,一般女商人所售商品为日常生活品,如糖、席、鞋、胭脂、珠宝等,奢侈和大宗的生活用品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某些女商人还因此发家致富。《后汉书朱儁传》记载,朱儁母亲贩缯为业,贩卖丝绸发财了,家资甚丰,曾经一掷百万为人解债。
在史书记载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区一个名叫清的寡妇。传说其家财之多约合白银8亿万两,又赤金580万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寥寥76个字记录了她的事迹。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因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及数代而不坠。寡妇清不但操持家业,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保安队以保卫家财。她生活的年代是战国末期到秦统一天下之际,正是天下鼎沸的乱世,而且秦朝国进民退,对豪族大家动辄抄家灭族,可是却对寡妇清网开一面,秦始皇接见了她并封她为贞妇,还专门修筑了一个女怀清台加以表彰。估计是因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陵墓,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当时所用的水银主要是用丹砂提炼出来的,所以,垄断了丹砂矿源以及掌握了独门技术的寡妇清便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而且她还捐巨资帮秦始皇修长城。
复仇女神吕母
王莽时,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市)有位吕妇,她儿子吕育是县里游徼(巡警),因犯了小错,被县令杀掉。吕母家原来经营盐铁发家,家境富裕,资产数百万。吕母怨恨县令,想为儿子报仇,她就酿了好酒开店卖酒,并购置武器和盔甲。凡有少年前来沽酒,吕母总会多给一些,碰到衣衫破烂的也常送些衣物,根本不在乎价值。几年间,吕母的钱就这么花光了,那些少年准备一起想办法回报吕母,吕母哭着说:我以前对你们好,并非想在你们身上图利,只是因为县令冤杀我儿子,你们肯怜悯我这老妇人吗?众少年听了原委,都答应为吕母复仇。
天凤四年(公元17年),那些小伙子约集了好几千勇士,吕母自命为将军,率众攻陷海曲,抓住县令,列举他的罪状。其他官吏纷纷叩头替县令求饶,吕母说:我儿子罪不该死,却被县令冤杀,杀人者死,有什么可求的?于是杀了县令,用他的人头祭拜儿子。天凤五年(公元18年)她逝世后,这几千人参加了赤眉、铜马起义军。
矿王高五娘
武则天时代,在当时第二大商业城市洛阳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个寡妇,从事的也是冶炼业冶炼铜、银。据说她的容貌非常漂亮,先是嫁给了一个姓高的商人,后来再嫁给李仙人。因为钱赚得实在太多了,人红是非多她被人告发惹上了官司。
女船王俞大娘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
在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唐代宗、唐德宗的大历、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原来是茶商,后从事造船业。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如宣(今安徽宣城)、润苏常(今江苏镇江、苏州和常州)、湖杭越(今浙江湖州、杭州和绍兴),以及南方的福州、泉州和广州。当时所造大船最多能载八九千石,所谓水不载万,然而俞大娘造出来的航船却可达万石,是体积最大的。据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船员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进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间,每来往一次,就能获得巨利,这种船直接以俞大娘来命名。
晚清女海盗郑一嫂
到了晚清,在广东珠江口却冒出来一个郑一嫂,她从事的是十分凶险的海盗业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
郑一嫂(1775年1844年),原名石香姑,广东新会籍疍家女,其家为海盗世家,从小习武。她是一朵黑牡丹肤黑但天生丽质,少女时嫁给了南中国海着名的海盗郑一,生有两子。郑一是新安(今深圳宝安)疍家海盗子。康熙收复台湾,郑成功部分残兵流向珠江口为盗,珠江口疍家贼由明末四姓演变为清初红、黄、蓝、白、黑、紫六帮。郑一是红旗帮首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珠江口各股疍家贼统一成一个以他为盟主的海盗大联盟。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郑一嫂堪称贤内助,自始至终参与此事,各帮海盗尊称她作龙嫂。1807年,郑一在一次海上抢掠活动中遇台风沉船溺死,时年42岁。他的义子张保仔接掌红旗帮,张保仔原为江门疍家子,生于1786年,15岁那年,他被窜入内河的郑一掳走,沦为海盗。刚强干练的他深得郑一喜爱,后被他收为义子。郑一死时,张保仔21岁,比郑一嫂小11岁,他们二人名为母子关系,实为同床夫妻,典型的姐弟恋。
红旗帮全盛时期,帮下分黑、白、黄、蓝、青五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其规模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竟大过着名的北欧海盗。以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数来看,红旗帮显然不仅仅是一群单靠抢劫为生的乌合之众,而更像政经一体的军阀。张保仔和郑一嫂的帅营设于香港大屿山,西营盘在太平山下,东营盘位于铜锣湾,建有造船工厂。他们成了控制香港地区的军阀,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迄琼州海峡。
红旗帮专劫官船及洋船,曾劫掠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捉船主为人质,得赎金万元及鸦片烟土和火药各两箱。对于当地的民间船只,红旗帮则收取保护费,名目为号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张郑二人治军甚严,制定的纪律包括违令者斩、敢于专权者斩、私藏战利品者斩、临阵退缩者割耳示众、强奸女票(女人质)者斩。由于条文清晰,数万海盗过的是有纪律的非法生涯,红旗帮俨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
郑一嫂与张保仔的势力实在太大,引来朝廷的多次围剿。1808年,两广总督百龄以8万两白银为代价,邀集英、葡海军对红旗帮发动总攻击。1809年,张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从二品千总,任福建闽安、澎湖副将,郑一嫂获授诰命夫人。至此,粤东一带海盗活动平息。招安的成功,也避免了更多平民百姓的伤亡。
1822年,张保仔死于任上,终年36岁;郑一嫂则定居澳门开设赌场,并组织一队帆船贩卖食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郑一嫂积极抗战,为林则徐抗击英军出谋划策;1844年病逝于澳门,终年69岁。

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支埃德加斯诺赠给项英的派克钢笔。这是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长12.5厘米,暗红色的塑料质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经有些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样。这种老式的派克钢笔现已存世不多,再加上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便更显其珍贵。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着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曾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沿着中国2000公里铁路沿线遍访南北重镇。后来,又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华记者。1936年6月至10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并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收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外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撰文,颂扬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8年8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他采访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在湖北、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和陈毅等一起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并取得了一次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陈毅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在新四军中,项英任副军长,协助军长叶挺率部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对日军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创建了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这次采访中,项英向斯诺谈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和陈毅等一起领导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怎样以斗争求生存,并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等等。这使斯诺对他由衷的敬佩,他认为红军和游击队是一支决死的部队,这样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采访之后,为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斯诺把自己从香港带来的这支派克钢笔送给了项英。对于作家和记者的斯诺来说,他认为没有比笔更好的礼物了。
项英深信,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用他的一支笔,支持了中国的革命和抗战。因而,他非常珍惜这支钢笔,从1938年8月到1941年牺牲,他一直随身携带这支笔,就是用这支笔,不知草拟了多少文件,写了多少篇重要文章,如《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论目前国内外情势》、《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等,都是这期间的着名之作。
1941年1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伏击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虽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项英率周子昆等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杀害。
项英牺牲后,他的警卫员挥泪告别了项英的遗体,携带这支钢笔,历尽艰辛,突出了敌人的重围,终于见到了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他们把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情况向曾希圣做了汇报,并移交了这支钢笔。曾希圣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又把这支笔交给了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新中国成立后,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送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送到军事博物馆收藏。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是延安马列学院的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维世从小管我叫六姨。维世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的一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维世让我烧掉江青送的照片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请来了当时的着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建国后,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文革中,烈士子女孙维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在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档案中,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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