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李世民排挤开国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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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吏人精通典章文字,精明狡黠,所谓“少谙刀笔晚尤工,旧贯新条问略通。斗智固应雄骛辈,论年亦合作狙公。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24]宋室南渡初期,草创的朝廷没有任何文字的规章制度可以遵循,“典籍散亡殆尽。省曹、台、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谓之省记条。”[25]靠着老吏的记忆,才能延续赵宋体制。

岳飞,宋朝相州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人,抗金名将,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大家熟知的岳飞故事有不少神话,参照《金史》记载,让你了解不一样的岳飞。

武士彠雕像,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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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抗金英雄,岳家军并非战无不胜。在岳珂的美化下,岳家军500破10万,步兵大破连环马,成了宋朝版的“手撕鬼子”神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武士彠就被李世民从扬州长史调到了利州都督的位置。利州的位置,在今天的四川广元地区。大家都知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世民把武士彠从富庶的江南,调到当时还没开发的四川地区。就好比是把一个在广州深圳工作的人,平级调动安排到四川广元工作。这种事情,除了广元本地人没意见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有意见的。

[64](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71《京西转运判官方君崧卿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1册第679页。

1136年,刘麟等征发中原民兵大举侵宋,金朝按兵不动,不肯协助。伪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次年,金废刘豫为蜀王,取消伪齐政权。

李渊剧照,感谢原作者

二、地方政府吏人文化状况

《宋史》是元朝时期编订,历时2年半,非常仓促。《宋史》的总编是元顺帝时期丞相脱脱,他钦佩岳飞,《宋史岳飞传》主要引用了岳珂编写的书籍,美化甚至有点神化了岳飞。

凌烟阁图片,感谢原作者

[26](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6《萧资第一百三十一》,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428页。

原标题:根据《宋史》以外史料记载,岳家军北伐有多少神话?

更大的悲剧又来了,太上皇李渊驾崩的消息传到了荆州。身为荆州都督的武士彠,按照礼制,应该遥祭太上皇李渊。武士彠遥祭太上皇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原因很简单,当初太上皇李渊对他那么好,现在的新皇帝老是不把他当回事。武士彠越想越伤心,遥祭太上皇之后,他也病倒了。再后来,武士彠因病吐血而亡。武士彠到死,也没有回到京城当官。他的这个终身遗憾,被女儿武媚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40,第3140页。

《鄂王行实编年》中有不少夸大之处,例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十四日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夸大为“杀敌五千”。《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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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人在中央机构中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文案工作,即制作、抄写、誊录、收发、行移和保管朝廷各种文书。中央政府各部门大量的文字工作和指令的具体操作,主要都是胥吏承担。

《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说到大唐开国功臣,大家肯定先想起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其实在李世民钦定凌烟阁功臣之前,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也搞了开国17功臣。再后来,17功臣里面的李建成成了储君,已经不是臣子了,所以这份名单就变成了16功臣。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渊钦定的开国16功臣,在李世民称帝之后,除了少数几个跟李世民关系好的以外,大多数都受到了李世民排挤。比如16功臣之一的武士彠(音:约),就饱受李世民的排挤。

[2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9页。

岳飞早期主要对伪齐刘豫作战,1137年后与金军作战,双方互有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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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宋)宋慈著,杨奉琨校译:《洗冤录校译》卷1《检覆总说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0第17页。

《金史.王伯龙传》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武士彠到了荆州之后,总是觉得李世民排挤他。他不敢对外人表露怨恨的情绪,只能对着家人倾述被排挤的痛苦之情。武士彠的抱怨,被他的女儿听到了。他的女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武媚娘。当时的武媚娘,正是刚刚懂事的年纪,经常看着爸爸生气,却也无可奈何。她想帮爸爸排解苦闷,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9](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处事》,影印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8页、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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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术 | 程民生: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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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才起处山先暗,日来沈时天口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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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媚娘剧照,感谢原作者

[68](宋)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告谕纳税榜文》,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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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剧照,感谢原作者

[81](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道士张易简》,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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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这么做,使得武士彠非常不满,但是敢怒不敢言。武士彠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老婆杨氏去四川广元赴任。武士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利州。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太上皇李渊的心腹,要打动新皇帝李世民,必须在利州干出一番政绩。武士彠在利州任劳任怨,把利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武士彠在利州的政绩,传到了李世民的耳朵里,李世民决定奖励武士彠。

[12](清)徐松辑:《未会要辑稿·职官》3之22,第3038页。

历史上岳飞的主要功绩是平定钟相杨幺起义,以及挥师北伐。

平心而论,谁处在李世民的位置,都会在重要的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李世民把武士彟调到荆州,已经算是对他不错了。武士在利州的时候怨恨李世民,还说得过去。到了荆州都督任上,还把仕途不顺归咎于李世民,这就有点牢骚太盛的感觉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认为李世民没有亏待武士彟不管用,他的女儿武媚娘目睹武士彟的死状,肯定跟着怨恨李世民啊。

[48](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县役人》,
第191页。

岳珂进士出身,写的著作主要有关岳飞,但人品有问题。《宋史》记载,岳珂当官贩卖私盐,倒卖茶叶,欺行霸市,横征暴敛,压榨老百姓,捞了不少钱。岳珂因贪污曾一度丢官,他写的书美化岳飞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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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宋)杨彦龄:《杨公笔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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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有时晨飮涧,居民无事昼扄门。

先看看《宋史·岳飞传》一段记载: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

原标题:李世民排挤开国功臣,功臣的后人大规模屠戮李世民的子孙

坡峻土顽难并垦,牛羸人困强驱行。

近代史学家邓广铭研究证明,朱仙镇以五百骑兵败金军十万、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实。《宋史》中岳飞朱仙镇大捷出处哪里呢?原来出于《鄂王行实编年》,这是岳飞死几十年后,孙子岳珂为他撰写的私传。

武士彠是李渊的心腹,他主要有四大功劳。当初王威和高君雅要暗杀李渊,是武士彠通风报信,才让李渊先下手为强干掉了王威、高君雅,这是第一大功劳。李渊起兵之后,武士彠负责后勤,源源不断给前线提供武器装备,这是第二大功劳。李渊准备称帝的时候,武士彠制造祥瑞,为改革天命造势,这是第三大功劳。大唐开国之后,武士彠从工部郎干起,一直干到工部尚书,政绩十分出色,这是第四大功劳。

[1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1
之60,第334页。

所谓的“兀术遗桧书”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当时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后来兀术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不会无缘无故地遗书秦桧求和。

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武士彠满以为自己在利州干出的政绩,会为自己的仕途加码,他认为自己会被调回京城当京官。李世民奖励武士彠恩诏到了利州,武士彠没有被调回京城,而是调任荆州都督一职。当时的荆州,和扬州一样是繁华之地。李世民把武士彠调任荆州,就好比是让武士彠从四川调任广州深圳一样,也算是对他工作的褒奖。问题的关键是,武士彠并不想去繁华的荆州当官,他想回京城啊!

胥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吏强官弱”的另一意义是胥吏数量远远超过官员队伍。从隋唐至清的官僚机构中,吏的人数基本是文武官员的20倍左右,[85]期间的唐玄宗朝,中央与地方官共18805名,而胥吏杂任则34万多人,[86]吏的人数即是官员的18倍左右。宋代的胥吏数额更庞大,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一次削减天下冗吏195000余人。[87]留任者应当还有三四十万人。嘉祐年间全国吏役536000余人,元丰改制后为429000余人:“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放四十二万九千余人”。[88]南宋吏人数量膨胀,绍兴二十六年(1156),仅浙东一路吏额就达4261人
。[89]有专家估计,宋代全国的胥吏总额在16万至24万人之间。[90]这些都是额定吏人数量。

北宋灭亡后,金朝扶持汉奸刘豫建立傀儡政权伪齐,统治区域处于金朝和宋朝之间,定都汴京。1132年,刘豫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伪齐军曾攻占襄阳等地。1134年,岳飞破李成,收复襄阳等地。同年,刘豫遣子刘麟会合金军渡淮南侵,遭到失败。

武士彟死后,武家的顶梁柱塌了,母亲带着武媚娘回到了文水县的老家。回到文水的武媚娘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反而被三个哥哥欺负。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一个堂哥加在一起欺负杨氏和武媚娘,杨氏只能带着女儿回到娘家。武媚娘的童年,先是被父亲怨恨的情绪感染,后来又被三个哥哥欺负,使得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末,第1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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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宋)陈騤、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卷10《职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4页。

武媚娘为了完成出人头地的梦想,选择进入宫中当了一个五品才人。再后来,武媚娘果然出人头地了,她把李世民的子孙几乎杀光了,也算是替武士彟报仇了。至于那三个欺负武媚娘的哥哥,下场跟李世民的子孙一样惨。李世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当年不重用功臣武士彟,会给子孙带来那么大灾祸。这就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具体的吏人岗位实际工作,基本都是与文字打交道。如有“老吏,常主睿恩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行,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祗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11]皇宫书阁睿恩殿的吏人,负责有关文字的记录与整理。最高政务机关政事堂,由中书吏人分掌孔目房、吏房、户房、兵凡房、刑房五房,“每房置堂后官三人……一人主承受批凿圣语、定押敕草,一人主点检书写熟状呈押进入,一人主对读印押发放”。[12]枢密院有令史、守阙、书令史、正名帖房及试中人、守阙帖房等200余人,或“均在诸房行遣文字”,或“并均在二十五房书写文字”。[13]宋神宗时的尚书省吏人,“都事七人,头名充点检诸房文字,余六名分呈六房文字。主事六人,分押六房文字。令史十四人,第一、第二名监印,第三名开柝房点检,以下充诸房行遣人。书令史三十一人,并充诸房行遣,系两经试中人。守当官十六人,主管簿书,通差行遣文字,系一经试中人。今得在见管人数,守阙守当官一百五十人,充抄写。”[14]仅此尚书省就有224人,根据考试成绩承担不同职务,最低标准也须通一部经书。吏部官告院专设写告令史,条件自然是“须书札精熟者”。[15]北宋时朝廷的老吏人,“类多识事体,习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16]翰林院的资深吏人,文字、典故功夫精深到为饱学的翰林学士们把关。又如当时的市易务:“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17]其中,明确必须识字、写字的150人,其他“催索钱物”者以及私名,如果不会识字、计数,也无法看懂账本,从事催缴钱物的工作。所以,仅京城内市易务催索钱物的识字吏人,就有千人之多。绍兴九年(1139),实录院“依条招收私名四人,专一书写实录文字,请给依史馆楷书例。”[18]像史馆中的楷书职位一样,实录院也要设置专职抄写皇帝实录的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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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庚辰注文,第3327页。

武士彠功劳大,李渊也没亏待他,给了他高官厚禄,还给他赐了世家大族的弘农杨氏女为妻。武士彠对李渊忠心耿耿,李渊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李孝恭平定江南之后,南方迫切需要能员干吏。李渊让武士彠火线驰援,出任了扬州长史。那个时候的扬州,不是现在的扬州,它可管着大片江南富庶的土地。扬州长史的官职,实际上就是江南一把手。

[56](宋)毛滂:《东堂集》卷8《重上时相书·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795页。

李世民剧照,感谢原作者

力穑莫忧风与旱,天时人事自分明。

武士彠从尚书干到扬州长史,相当于从部级干到了省级。虽然属于平调,但是唐朝贵京官轻地方官。李渊的本意,是让武士彠支援扬州,待扬州稳定,再让他回京任职。武士彠去扬州任职的时候,他一直坚定的认为肯定会再回到京城担任京官。就在武士彠在扬州任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渊被迫退位,成了一个位高权轻靠边站的太上皇。太上皇当年的从龙功臣,也受到了大规模排挤。

淡花文彩羽毛齐,可爱形容号石鸡。

危城孤垒截崖垠,南北川原势己分。

[57]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卷22《赋役令》

[80](宋)李新:《跨鳌集》卷20《上王提刑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563页。

[7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辛未,第6151页。

[8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3之34,第6262页。

[3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5《选举考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29页。

[55](元)脱脱:《宋史》卷267《陈恕传》,第9196页。

[1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6至26,第3702页。

若以十分之五的识字率计,北宋末期的识字吏人约40余万。他们是士大夫、官员以外最主要的公职人员,是宋代最大的识字群体,其文化水平,代表着宋代官方治理的实际水平,对民间文化水平的提高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县衙对乡村胥吏的另一种文书是引:“人户诸杂拖欠课利等,官员指挥令出引催促者,于引帖内分明声说,只交付朱钞前来对簿勾销,不得乱勾人赴县”;[60]“差役合告示户头,便于引内分明写定某人今差充某役,庶免动摇人户”;[61]“起催税物,例是勒逐,胥供具合管数目,以凭给引。”[62]“此等词讼,州县之间,无日无之,若合追对,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63]

因而,朝廷招募胥吏,前提条件就是有文化,正如晁说所言:“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筭者,以为吏人,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③]因而必须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如“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同试律三道……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覆试,补受。”为防止考试作弊,所有朝廷胥吏的选拨考试,“乃锁院、巡搜、糊名。凡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旣考合格,复令口诵所对,以防其弊。”[④]正常笔试外,还要考法律,在进行口试,非常严格,简直不亚于科举考试!即使是名为“私名”的编制外吏人,录用前要先经过文化考试,并一系列审查。景德四年(1007)诏:“尚书省诸司并寺、监、京百司,自今每收私名,并须召有行止,无逾滥及不碍本州县色役人责保试验,申碟御史台,候并及十人已上,令中丞、知杂提点试验书札,得申碟本司收录,纰缪者退落,令别召人。”[⑤]天圣五年(1027),权判尚书都省刘筠上书指出:
“京中百司,私名猥多,如定额有阙,请先试书札,送御史台看详,方许收补”。[⑥]绍兴九年(1139),太府寺言:“契勘六曹寺监,依旧法许募私名年十六以上人,选试书札习学,不许支破请给。遇正贴司阙,差权及依条试补。”[⑦]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等三馆招考专门的文字吏人,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要求:“三馆、秘阁官试验书读《孟子》,书三百字不误十字、读三百字不差十字为合格。长、贰、丞、郎试覆,注籍收系,即宣降抽差,充禁中诸殿阁位手分管干文字。掌笺奏之类者,须入仕及一年以上,无过犯,仍长、贰、丞、郎再试验读《毛诗》、《老子》各三百字,不差十字,及书札真楷,乃遣。”[⑧]南宋秘书省选拔吏人更加强调文化水平,须“试书《诗》、《孟子》各三百字;守阙系名阙,投名人试书《周易》一卦或《孝经》一篇;守阙阙,正系名试书《周易》一卦或《孝经》一篇。考校书读精熟而无脱错,即不及十字为合格。”[⑨]需要全面的儒家知识和书法、阅读、校勘能力。

[46](宋)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六狀》,第766页。

[31](元)脱脱:《宋史》卷299《李溥传》,第9939-9940页。

[1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31,第3049页。

[71](宋)朱熹:《朱熹集·别集》卷10《施行阙食未尽抄札人等事》,第5598-5599页。

宿宝兴驿舍有作

四、宋代识字吏人数量评估

[59](宋)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驿植木记》,《永乐大典》卷5345《潮州府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83页。

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吏人,文化结构更多了数学,吏人须经过书算等文化考试。如天圣年间,三司因所管仓场库务业务繁忙,
欲“据额定后行人数,每人收补贴司一(帖)名。候有后行名阙,依省司体例,拣试书筭公事。”从之。[19]地方政府的吏人如想到三司任职,除了符合政治、经济条件外,还必须有文化条件:“诸州军衙前军将、承引官、客司并衙职员,如愿充三司军将、大将者,自来不曾犯徒刑,家业及二百千已上,谙会书算之人,由发赴省。”[20]淳化四年(993),“厉精政事”的宋太宗,“尝论及财赋,欲有所更革”。[21]遂不耻下问,亲自召对三司吏李溥等27人于崇政殿,就国家财赋问题征求意见。他们没有敷衍了事,非常认真地向皇帝提交出文字建议:“溥等言条目烦多,不可以口占,愿给笔札以对。太宗遣中黄门送诣相府,限五日悉条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议可否。遣知杂御史张秉、中使张崇贵监议,令中书籍其事,专检举之,无致废格。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宋太宗对宰相说:“溥等条奏事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若钱谷利病,颇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22]他们提出改进国家财政的71项措施,其中44项得到皇帝的立即采纳,占61.9%;19项需要三司官员进一步论证,商议决定是否可以落实,占26.7%;只有8项不予采用,占11.2%。如此高的采纳率,说明可行性强,显示出他们文化程度不只是能读会写,更擅长计算,都是精明实干的理财专家,理所当然地受到皇帝的赞赏,予以金钱奖励,并将其由不入流的吏人提升为官员。吏人的专业文化智力,不仅是执行、操作制度,已然升华为国家政策制度,直接促进了财政经济的发展。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书计,诏御史中丞杜衍、入内押班岑守素与本司差择之。已而,三司后行朱正、周贵、李逢吉等数百人,辄相率诣宰相吕夷简第喧诉,夷简拒不见。又诣王曾第,曾以美言谕之,因使列状自陈。”[23]因三司吏人太多,朝廷准备淘汰数百名年老多病已无法从事“书计”等文字、数字者,但遭到强烈反抗。

[50](宋)胡太初:《昼帘绪论·期限篇第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2册第723页。

[7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第6436页。

如造帐司:“建隆以来,以使院人吏有阙,抽诸县曹司充。治平二年,以县所差人率不谙攒算,放归县。熙宁四年,令募能造帐人充,转主造帐,非造帐月分,从其便,优与请给,以免役钱支,仍立定酬赏。元丰给雇钱,元祐罢给,听于吏人内抽差,三年无过转一资,与优轻酬奖一次。[36]祗典:“主受诸县文书。”[37]解子与脚力,负责将州府文书公移传达于县。宋初,各县向州府公库交纳钱物时,“县各以手力赴郡拣抄”,景祐五年(1038)罢差手力,改由解子传抄。[38]州县在办案过程中,往往需要吏人代为书写状子、笔录,如被审讯人一般自己书写供词,但“其中不识字者,多出吏人代书”。[39]吴江衙门办案时,“呼民来前,取妇翁讼牍示之,民不识字,吏为之读”。[40]高宗朝,大理寺丞范彦上疏说:
“州县狱吏例置私名贴书,一切付之鞫狱,谓之款司。凡老奸停废,与闾阎恶少能弄笔者,悉听为之。”[41]正是所谓靠舞文弄墨赚钱的“刀笔吏”。

更多的是帖。县狱“收禁罪人,须逐牢差定狱子分明,交与人数,及缘身有无疾病、痕伤,责状入案,押狱节级状后系书。公事伺候,勾干照人。罪轻不当収禁者,不必责付鎭知在,但只出帖云:押去勾某人,限几日同出头。”[65]为避免县吏下骚扰民众,有事尽量发送帖:“县司今来除给帖付户长外,更不别差人下催促,恐生搔扰。”[66]县可用帖令都官维护社会治安。宋仁宗时,王罕任广南东路运使,为防御贼盗,“召每村三大户,与之帖,使人募壮丁二百。”[67]知桂阳军陈傅良,在告喻百姓纳税的榜文中称:“已行下知丞分具出长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户长,仰各巡间甲甲(引按:疑衍)内人户,如委曾交纳托与人,见有干照,即仰保正类聚姓名,保明申县”。[68]

[8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68页。

飮啄违心相上下,飞翔得侣鬪高低。

离数日到治津,沿路山林景色新。

[82](宋)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第808页。

对于在职吏人,朝廷也不放松文化水平的检测。宋真宗即曾“召京百司吏七百余人,见于便殿。上亲阅试,勒归农者四百人。”[⑩]皇帝亲自检验吏人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淘汰400人,足见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47](宋)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狀》,第754页、745页。

[54](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坊市》,第12页。

[4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第3086页。

时候不知空叫噪,虚名可愧为留题。[42]

[1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61,第3512页。

到寨有作

常见的是符。一般用于村吏人催督赋役:“里正唯得依符催督”。[57]苏辙诗曰:“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58]自潮州至番禺有一条下路,沿路“役保甲为亭驿子,亭驿距保甲之家且远,客至则扶老携幼,具荐席,给薪水,朝夕执役如公家之吏,不敢离须臾焉,俟其行乃去。客未至则尉之弓手、巡检之土兵,预以符来,需求百出。”[59]

[65](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3《处事》,第15页。

[91]祖慧:《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忠义处心无畏避,当途豺虎任成群。(闻前路虎累,故有是句。)

[94](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5《官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904页。

地方政府吏人的主要工作也是负责文案。所谓“州县之吏不过委以簿书”。[33]如州吏中书表司负责起草文书,开拆司负责收发文书,勾押司负责批勘文书,孔目官负有签书财赋、刑狱文书之责,押录的任务之一是收发、签押、保管诸案文书,造帐司、书手负责编造、管理与财税有关的文书,等等。其他吏人,同样面对大量的文字事务。所以,招募的吏人往往强调文化水平。元丰年间,“始有攒司,试书算。”[34]对其文化、专业技术水平有明确的要求。虽然不像朝廷吏人那样经过严格挑选的程序,但没有基本的文化也无法胜任。如北宋福州:“抽差曹司……
以县户差替后行,不谙书算,若令长充胥吏,实为难堪。”[35]

[6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5《规矩》,第24页。

每当清晓披烟聚,及到黄昏聒耳啼。

[69](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7《牓耆壮》,第35页。

更隐此中同雾豹,煕朝还会感天恩。

[66](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8《夏秋税起催先出此牓》,第42页。

[45](宋)朱熹:《朱熹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狀》,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754页。

[34](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6页。

[87](元)脱脱:《宋史》卷6《真宗纪三》,第115页。

[①]赵忠祥:《宋代公文吏人职能初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6期。

[76](宋)洪迈:《夷坚志补》卷5《张允蹈二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6页。

[9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9《与尹师鲁第二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99页。

[51](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1《余杭何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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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崖直下宝兴军,谷口川头过几村。

县级吏人涌现出不少官员。如天圣中,“丞厅小吏王珏发愤读书,同兄琥登科。”[54]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的陈恕,“少为县吏,折节读书。”[55]成为国家的财政专家。故而,不少官员还要向吏人学习实用的官场和公文知识,如北宋后期的毛滂,自言“聊从州县老吏学法律、治朱墨,强颜为糊口计,庶几或可也。”[56]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

县府与村民众的联系,全靠乡村吏人,而联系的方式,主要靠文牍。这些下的上级公文,有不同名称。

[27](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山中耕者

[35](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3《州县役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熙宁年间,实行方田均税时,伴随着大量的文字账目事务。诏书云:“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帐,于逐段长濶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讫,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帐、庄帐,候给户帖,连庄帐付逐户以为地符。”[77]大小甲头、农户,至少都要会识数、计数。

[97](宋)毕仲游:《西台集》卷18《感兴简欧阳仲纯兄弟》,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44](清)汪森编辑,黄振中、吴中任、梁超然校注:《粤西丛载校注》卷11《吴优遇异人》,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页。

[58](宋)苏辙:《栾城集•后集》卷4《喜雨》,第1170页。

[85]吕虹:《清代司法检验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三、乡村吏人文化状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不应辄差下骚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8页。

乡村吏人有大量的文案事务处理。如收到县衙发下的公文,首先要及时登记,并有一系列处置文案:“耆长各置承受簿一面,壮丁置脚历一道,凡承受诸般判状、帖、引等,及交付与壮丁缴跋文字,并将簿历对行批凿。”[69]不仅耆长要经常记录收发的公文,连跑腿的壮丁也要记录。手分同样每天记录所办公事:“手分各置逐日工课历子,分受公事了,即勾销。日下实不能了者,批凿行遣,因依呈押。”[70]乡村吏人有时还要向上级行文。淳熙八年(1181),朱熹说:“有合追收元给文历人户,辄敢倚恃猾,健讼把持,不伏追收,仰隅官保正具状陈诉,切待重作行遣。”[71]

[72](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4《处事》,第18页。

宋代各级官府中,有大批为官员服务、远多于官员、具体执行政策命令的吏人(包括吏、公人、役人等广义的胥吏),介于官民之间,是国家机器运行的传送带、齿轮,日常总是与公文打交道,大多拥有基本文化知识,会读写算。尤其是主管文书的吏胥遍布各级政府部门、军队,制作、履行公文事宜是吏人阶层中最为主要的部分。[①]故而夏竦轻蔑地说:“盖府寺之吏,书算之工”,[②]把书算与吏人等同起来。有的仅从职务名称就一目了然,如:书吏、典书、典牋吏、抄写、楷书等既是。现作探讨,以揭示宋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33](宋)李邦献:《省心杂言》,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王倚信手题诗,一气做成5首,其中不乏佳句,颇具文学素养。故而,吸引着成寻一一抄录,载入日记。四川文风昌盛,吏人多会写诗文:“蜀人好文,虽市井胥吏辈,往往能为文章。熙宁中,余随侍在成都,兄长房生子,为三日会。有衙前史戴献诗,其警句云:‘月中又长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驹。’兄弟异之。明日往诣厅房中,观其所居,皆无他物,唯案上有韵一册,《杜诗》一集,笔砚而已。”[43]这位吏人唯爱读书写作,其佳句令士大夫赞叹。宣和年间,广西有“州吏吴优,字世远,宜山人。初业儒,后为州吏。”[44]是位出身儒生的吏人。

[21](元)脱脱:《宋史》卷299《李溥传》,第9938页。

[7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8,第6220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六月丁亥,第2442页。

[37](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州役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常规性的家庭财产登记,是官府征收赋役数额的依据,这一工作量很大的工程,都由基层吏人完成:“造五等簿,将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印由子,逐户开坐家业,却一处比照。如有大段不同,便是情弊。”[72]这种保障准确的三方对照方式,前提必须是书手、耆长、户长均会写字记数,才能“逐户开坐家业”。其中书手,是宋代以乡为单位配置的唯一常设人员,[73]负责编造并管理租税征收的各种文书,必须具备书写能力。因为朝廷要求州县账簿准确工整,有明确规定:“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并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从杖一百科罪勒停,永不得收叙。其簿限一日改正。”[74]他们承担对官府至关重要的账簿工作,包括编制二税版籍(租税簿账)、注销税租钞和结算上报、推收税租、编制差役簿账,并与贴司等共同参与检查灾情,据以决定如何减免民户的税役负担。[75]南宋时,信州永丰县令张允蹈,“尝治夏税籍,命主吏拘胥二十辈于县舍,整对文书。”其中一人逃匿他,靠“为揽纳人书抄”挣钱谋生。[76]胥是县级吏人以下的低级吏人,集中抽调用之于核对、整理税籍文书,显然是都善于读写算。

朱熹在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状中提到,书表司吏人杨楠“伪作书札,送与官员,封角了当,却供入宅堂”,[45]杨楠还“每月写单历,供送官员等”;[46]书表司吏人丁志更善于模仿,曾“抄写假会”,由雕刻匠刻印出假币,足见其笔墨水平之精确。所有管理仓库的吏人,必须会写字及记账算账,如朱熹所载南宋台州:“据库子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于公库支钱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六贯六百八十二文,送惠与人。内一千四百八十二贯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与第二儿妇之父何知县、何教授、何宣教兄弟,系淳熈八年二月止淳熈九年四月簿内支破。” [47]所记钱数、用途、经办人和接受人姓名,账目清清楚楚。

[24](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0《老吏》,第565页。

[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1,第3160页。

晓来雨过急趋耕,惟恐田中草复生。

[95]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5期,据(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23之7、韩淲:《涧泉日记》卷上及洪迈:《容斋续笔》卷4《宜和冗官》计算。

差役是主户基本的劳役,虽是轮流充当,但总是经常性的。有的人家送子弟入州县学校读书,就是为了“学书意识偏傍,与门户充县官役足矣”。[80]换句话说,文盲无法承担官方的很多差役。苏轼小学同学陈太初,成绩优异,与苏轼并列:“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长大后就成为“郡小吏”。[81]

勤身春种心无惮,乐忘秋收岁有成。

[53](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记告诘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8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第1199页。

[⑧](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卷4《官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9页。

[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9,第3725-3726页。

有的胥吏文化水平很高,达到科举的水平。端拱二年(989),中书门下的守当官陈贻庆应举,以《周易》学究及第,宋太宗知道后立即制止:“令追夺所受敇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乃诏自今中书、枢宻、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30]政治地位低下的吏人,不得与士人相提并论。由所颁布的诏令可以看出,前此类似吏人参加科举的现象比较普遍。但优秀者仍可以出职为官,多被授予低级武官官阶,前言三司吏人李溥等即是。他后来建功立业,提升至制置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宫苑使。[31]吏人在补官之前仍需经过考试,如地方吏人由本州“知州、通判验人材书札,堪任武职,保明申转运司,审复保奏解赴阙”;“诸路吏人,衙前试断案、《刑统》义:断案三场,每场一道,刑名七件至十件;《刑统》义一场,五道。”[32]全是司法水平测试,意在选拔级层法官。对优秀的吏人来说,此类文化考试不是障碍。

[②](宋)夏竦:《文庄集》卷13《制流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64页。

具体人物,如文天祥赞赏的“閤门路铃肖资,本书吏也,小年给使令,稍长通文墨,圆机善处亊,性和厚,上下信爱”。[26]有的吏人因文字而立下大功。如北宋亡国后,金人立张邦昌,反正之功,盖出于吕好问,而“启其端者,堂吏张思聦也。应天中兴,思聦巳死,诏特赠宣教郎。思聪,字谋道,知书能文,尝从先人学。今其子孙尚有事刀笔于省中者”。[27]当时,吕好问“欲遣人持书诣王,访得邢焕女弟之夫閤门宣赞舍人蒋师愈,又与门下省录事张思聪谋,募効用李进缒城,以蜡书来上。”[28]也即他是在围城中向康王赵构传递蜡书的主谋之一。故而到绍兴四年,宋高宗专门颁旨褒奖已故的张思聪:“故门下省录事张思聪赠右宣教郎,录围城中蜡书之劳也。”[29]可见其贡献之大。

[98](宋)苏辙:《栾城集》卷45《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第991、990页。

有官必有吏,无吏难成官。广大宋代胥吏是的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能量极大,大多能左右官员、官府,所谓“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82]其作用往往超过官员,以至于宋人有“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的说法。[83]作为一个独特介于官民之间的社会阶层或行业,有自己的行业神仓颉。[84]史传仓颉造字,靠文字吃饭的职业胥吏自然依之为师祖和保护神。其能量如此之大,充分说明了宋代大部分吏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是维护政府运转的基本保障,甚至出现了“吏强官弱”现象。他们是士大夫阶层之外的另一低一等次但更实用具体的知识阶层。

[75]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史学月刊》2003年1期。

[67](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

一、朝廷吏人的文化状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78](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228,赵汝燧:《野谷诗集·翁媪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3册第773页。

当然,并非所有的胥吏都识字。基层的不少吏职是单纯的体力劳役,如散从官、杂职等为跑腿办事之役。还要因地而异的数量差异,如偏僻小县夷陵,“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96]颍州虽不偏僻,但“民愚少斗讼,所讯由饥贫。吏憨不识字,况复能舞文。”[97]南北方的地区差异更为明显。苏辙指出:“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招募,人争为之。至于(西北)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嘉祐以前皆系差,人户所惮,以为重于衙前”。“勘会诸州吏人,除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巳有投名人数足外,余路逐州军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数,盖村人户,素多不闲书筭,不谙公家行遣次第,于应役之际,惟惮差充人吏,其承符散从官之类,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98]州县“手分”是承办衙门各种事务吏人的一种,承担者需具有认字、写字及经济知识、算术计帐等文化。东南和四川等地文风浓郁,居民文化素质较高,“家习书算”,所以在实行募役法后,踊跃前往服役;而边防地区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武风浓郁,“不谙书算”,容易出差错,须赔偿或受惩罚,所以视为畏途。在此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南方地区人口密集,人口占大多数;二是北方虽然识字率低,但吏人由于工作的要求不能降低条件,所以整体识字数量并不南方低。也即地区差异不影响吏人识字率。

县衙的人吏,“国初,以前后押录、前行、后行、贴司、书手为名次,其押司、录事,选等第户谙吏道者充,曹司随户口多少立额。康定二年,以税户不省文书,召有产业人投名,试书筭等,不足则抽差税户”。[48]没有文化的农民不能胜任,所以改为招募,必须通过官方的文化考试。如贴司,最初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文字工作,也属文书吏。如每天派二名贴司与手分共同编排架阁文字(档案):“架阁文字若自来不至齐整,作知县牒县重行编排,日轮手分、贴司二名,入库置历,限与号数,逐晚结押。”衙役每天早晨卯时要亲自签到,官员上班后要一一点名,这就是所谓的“点卯”:“诸色公人,日逐衙喏,所在皆置历,自书姓名,不能则吏代之。官员坐厅,首先呈押,不到者申纠,谓之卯历,此不可阙者。”[49]厅吏:“都有广狭,地有远近,当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其去县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广,隔涉溪岭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为约;下此者则以五日为约。此合先考远近广狭之数,预立规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给限之时,须令直日厅吏就案头随即抄记,以俟令之自行稽察。”[50]轮流值班的厅吏主要工作就是文案。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吏,“驯至押录,持心近恕,略无过愆。前后县宰深所倚信。又兼领开拆之职。每遇受讼牒日,拂旦先坐于门,一一取阅之。有挟诈奸欺者,以忠言反复劝晓之曰:‘公门不可容易入,所陈既失实,空自贻悔,何益也?’听其言而去者甚众”。[51]开拆吏就是每天开拆并阅读受理的讼词。南宋初,某“县小胥”“有端砚甚大,酷爱之,常置腰间。”[52]砚为随身文具,显然也是文字吏。甚至连在县衙看大门的门子也识字:元丰初,“白马县民有被杀者,畏贼,不敢告,投匿名书于县。弓手甲得之而不识字,以示门子乙。乙为读之,甲以其言捕获贼,而乙争其功。”[53]识字的优势凸显。门子通常要查验来人的身份,所以应该识字。

耳畔水声清漱石,面前山色碧侵云。

[9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101、102,第4376-4377页。

[86](唐)杜佑:《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6页。

此去五台在百里,须观圣地过政僧。

由于乡间文字工作量很大,王安石变法后,村行政组织专设承帖人这一吏职。熙宁八年(1075)规定:“诸县有保甲处已罢户长、壮丁,其并耆长罢之。以罢耆、壮钱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79]则是专职的文书。

[9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乙丑,第10129页。

[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辛卯,第302页。

石鸡咏

[11](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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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
9《二盗自死》,第260页。

[73]王棣:《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

[16](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5《京师老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2页。

作者程民生,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全文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2期。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6-257页。

[22](元)脱脱:《宋史》卷267《陈恕传》,第9200页。

[2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癸丑,第1471页。

[32](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觧试出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5、736页。

[7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3《处事》,第15页。

[40](宋)佚名:《鬼董》卷3《吴江民》,稀见笔记丛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事实上,宋代还有数量更多的额外吏人,存在严重超员的问题。如各级衙门中的贴司、贴房、贴书守阙、贴司、私名、习学公事等,均为非正式的额外添置吏人,掌书写文书之事。[91]“州县往往擅自增添人数”贴司、手分的数量之多,往往“不可胜计”。[92]元祐三年(1088),北宋官员为34000多员,[93]政和三年(1113)增至43000多员,[94]而宣和元年(1119),则猛增到51000多员。[95]以宣和元年为基准,吏人按照18倍计,则是90余万之众!

[62](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催科篇第八》,第717页。

[25](宋)庄绰:《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二月甲寅,第2776页。

[42](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402页。

[61](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处事》,第9页。

[36](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6页。

有时候用历。如南宋淳熙初年,方崧卿知上饶县时,“县凡七十二都,保正副百四十人,君令旬分四番,番三十五人,迭诣县受约束,皆给走历,有故或追呼批历授之,无则奉历而退,人既不劳,事亦随举。”[64]

[38](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州县役人》,第390页。

[90]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159《选举志五》,第3735页。

即使下乡挨家挨户催收税赋的税吏,也要认字:“县官赋不遗毫厘,科胥督欠烈星火,诟言我已遭榜笞。壮丁偷身出走避,病妇抱子诉下泪。掉头不恤尔有无,多寡但照帖中字。盘鸡岂能供大嚼,杯酒安足直一醉。沥血祈哀容贷纳,拍案邀求仍痛詈。百请幸听去须臾,冲夜搥门谁叫呼,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78]诗中实录的第一批吏卒“多寡但照帖中字”,不管民户如何哀求,只按照手中税贴的数额征收;第二批吏卒到来,仍是“复持朱书急急符”,均以书面文字为依据。

[17](宋)苏辙:《栾城集》卷39《乞放市易欠钱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9页。

大原府永利两监巡捉私盐矾铁司吏人王倚试笔

花繁岭上随风绽,禽语林间入夜闻。

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在河东的一个驿站内,看到大原府下属机构吏人王倚的一组题壁诗,感到很有意思,便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记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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