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范后世的秦刻石,边疆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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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元符元年(1098年)敕令东南添置马军,至南宋时未变。“虎翼”“龙骑”为两支步军,属殿前司所辖下,配以骑兵驻扎冲要之地的福州,当属临时性的权宜举措。新添“有马雄略”军是属侍卫司所属的禁军。加强驻防能力,应该是基于对骑兵在南方或山地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宋代军队番号以“指挥”(营)为单位,福州的“有马雄略”已排次为第十二,以四百人为额,则共设“有马雄略”总数约为五千人,分驻南方十二处要冲之地。至此,在宋“东南”布防上作了调整和加强,前揭苏绅批评朝廷“鲜复留意南方”的状况稍得改观。

靖难之役地图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各诸侯国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随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完善统一的政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统一度量衡制、车同轨、书同文等等,其中统一文字的“书同文”,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尽管都是使用汉字,但在许多字形的写法上却各不相同,如同各地的方言一样,彼此差别很大。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命丞相李斯等人整理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与秦国不相同者,再将秦国统一前使用的大篆加以规范、简化,形成了一套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字体。今天所能见到的秦朝小篆书法,主要是秦始皇巡游各地时留下的刻石书迹。

入宋数十年来,除宋太宗晚期西蜀发生的王小波、李顺之变之外,还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件。歌舞升平,君臣“无忧”,以致宋仁宗时期在广南西路发生侬智高事变时,朝廷反应滞后,酿成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隐藏的危机终于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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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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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秦朝的那些刻石原物到唐代时基本都已毁灭,残留至今的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存字既少,而且都已漫漶不清,因此,早旧的拓本就显得非常珍贵了。在宋代时候,还有琅琊、峄山、泰山、会稽四种秦刻石的原石拓本流传,于是就有人按照原拓分别重刻了这些刻石,有的重刻不止一种。尽管重刻已不是秦朝原物,但由于是根据原拓所刻,能够较好地保存秦刻石的风格面目,所以也成为后人学习篆书的良好范本。至于原石拓本,琅琊刻石有清代拓本留存,还能看出字形笔势;另外泰山刻石也有乾隆年间尚存二十九字的拓本流传,这些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宝贵了,都是碑帖收藏家追逐的珍品。

最初对于是否派骑兵南下应对侬智高,朝中争议很大,“南方非骑兵所宜”似乎是当时多数人的认识。如前所言,孙沔受命南下时,要求派发骑兵,“(孙沔)乞兵万人、马千骑,金帛称之。”但遭到诘难:“南方非用马之地,何以马为?”因为大臣所沮,孙沔“才得人马军七百人”而行。狄青受命后,也要求调发骑兵往行。行前,有一位颇知南方事的官员令狐挺专程拜访慰问狄青说:

朱允炆画像

文 | 刘恒

福州钤辖所在最当冲要,前差在京虎翼、龙骑两指挥,皆是骑兵赴州驻扎,绍圣三年直抽归京至今,马军差使甚阙,可添置有马雄略一指挥,排次为第十二,以四百人为额。其合用马,听于有马地分收买支填,仍不得过七分。自此循袭无他废置。至建炎之初,马二百九十匹,宣抚司选可用者九十八匹以归军前,余耗死殆尽。乾道六年,本军所管仅存二十三,遂以隶省马院使就刍秣焉。本军今四百八人,将校二十三人,兵级三百八十五人,阙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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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5年3月16日7版

狄青(1008—1057)画像(明人绘,藏国家博物馆)

各位读者好,欢迎大家于周末空闲之际来阅读小编我的文章哦!不过在阅读之后注意保护眼睛,看手机一个小时之后,最好休息半个小时。

琅琊刻石拓片

元祐六年(1091年),措置湖北边事司上言请求:“沅州最处极边,戍兵不习水土,例多死亡。乞以辰州雄略第十五、二十五两指挥兵员更戍,免戍他路。仍于本州添置有马雄略第八指挥,以四百人为额,候招配人及五分,奏乞支马。仍今后马军犯罪该配者,并免特刺,充沅州雄略马军,不许差出。”上奏得到朝廷批准。可以看出,有马雄略军的设置基本上都在南方地区,防范“极边”之地民变目的明显。这类地区条件艰苦,步军吃不消时,派马军驻守,甚至有若干“优待”政策。靖康元年(1126年)有诏,“广西宜、融二州实为极边,旧置马军难议减省,且依元降指挥招置”。方国事艰难之际,不减马军,表现了对岭南极边之地的重视,也说明岭南的驻防已经离不开马军了;虽然更多的意义在于备防而已。

原标题:朱允炆贸然削藩最终玩火自焚,如果你是朱允炆,该如何力挽狂澜

本期编辑 | 丛子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但是,发生在宋仁宗时期的侬智高事变,最后宋朝军队“终以马胜”,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契机。马战南传。宋朝开始在南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布署骑兵,在南方是否用兵这个问题上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在宋代军事史以及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曾在旧作上谈到这点。今专就宋朝马战“南传”问题,再申前论。

唉,历史没有假设,建文帝其实力本在燕王之上,可就是因为建文帝的一错再错,使其弱小的朱棣逐渐战胜了强大的朱允炆一方。这是天意,还是人为?我想各有一部分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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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你是朱允炆,你该如何避免丢失皇位的悲剧,力挽狂澜呢?

垂范后世的秦刻石

骑战也逐渐传于宋境之外,交趾(今属越南境)历来以象阵作战,熙宁与宋的战阵中,也曾“搜集象、马,阅习奔冲”;不过后来战阵中只见其象,未见其马。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闽人有泛海官吉阳军者,飘至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说王以骑战,教之弓弩骑射,其大王悦,具舟送之吉阳,厚赍,随以买马,得数十疋,以战则克。”这位闽人的活动大概发生了作用,淳熙二年(1175年)秋,“占城国王遗琼州守臣书,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上命帅臣张敬夫作书,谕以中国马未尝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产马,故以象拒战焉”。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骑战南传及其在南方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一个明显例子。

说来也奇怪,仅仅是四年光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以建文帝为首的朝廷一方,却败在了燕王一方,确实让人不解。其实朱允炆是不会败的,可是却将皇位和胜利生生拱手“让”给了自己的四叔朱棣,这也怪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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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受到很大鼓舞,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令狐挺乃深知骑兵之用者。亦可见,南方用骑的主张也不是孤立的。

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随着金陵城中皇宫一场大火,江山易主,燕王朱棣由此入主大明中枢,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第三位皇帝-明成祖。靖难之役虽然结束,但是建文帝朱允炆却下落不明,成为了明史上一大悬案。

古代文献在谈到小篆时,都把李斯作为小篆书体的创立者,甚至说秦代刻石上的字迹即是由他所书写,都是推想之言,并无确切依据。不过李斯既然参与了书同文的工作,说他是一位擅长小篆的书法家应该不会错。

狄青后来陈述此战说:“侬贼领乌合之众,帅蚁附之徒,亲统全军,结为一阵,轻兵搏我,骄气凌人。臣坚壁不争,张翼而待。候其锐锋稍挫,刚气微衰,奋骁勇而斩将搴旗,侮败亡则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杀获无余。”滕元发《征南录》云:宋军“以三百骑为奇兵,出山背突贼后”;宋军乘敌溃而追杀,“终以马胜”。《长编》卷一百七十四,皇祐五年二月乙酉条又载:

其二,做好应付藩王造反的准备,这是中策。明知燕王朱棣是藩王中实力最强的,但朝廷始终却没有认真准备过一旦朱棣造反,朝廷该如何应对。如果削藩已开始进入正轨,那么就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对远在北平的燕王,一定要多加防范,兵事为重。此外,对于在金陵为人质的朱棣的三个儿子,一定要好好利用,一旦起了战事,朱棣必然会被朝廷认定为造反,而他的三个儿子必然要扣住,那么朱棣起兵,也会缩手缩脚、畏首畏尾的,那么朝廷在应对方面不就从容得很多?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先后四次率领群臣巡游四方,在今天山东邹城市的峄山、泰安市的泰山、诸城市的琅琊山、烟台市的芝罘山、河北秦皇岛市的碣石、浙江绍兴市的会稽山等处,都留下刻石。这几处刻石的内容都是歌颂秦始皇的功业和威德,书体则是标准的小篆。到秦二世的时候,又命人在每块刻石上加刻了一篇二世诏书。时至今日,这几处刻石只有琅琊刻石还存有十三行八十余字,现藏国家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九字,现藏泰安岱庙中;其余几处刻石都已被人为破坏或自然侵蚀所毁灭。

(狄青)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

朱棣画像

原标题:垂范后世的秦刻石 | 赏读

(孙)沔始受命,数请骑兵。又令军中制长刀巨斧,人谓南方地形不便骑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骑兵破贼。贼皆翳大盾,翼两标,置阵甚坚,矢石不可动,竟赖刀斧杂短兵搏战,阵乃破。人皆谓不及也。

其一,在削藩这件事上,不可贸然实施。当年朱元璋分封朱氏子孙为藩王,大肆屠杀开国功臣宿将,目的只为一个,保住朱氏大明江山,消除外部的威胁。不过到了朱允炆继位,反而分封各地的藩王却成了朱允炆坐稳皇位的最大威胁。

泰山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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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秦时期面目繁多、形体各异的篆书字体相比,小篆从结构规律到书写技法都呈现出整齐、规范的全新面貌。至此,汉字的古文字时代已经走到顶点。从汉代开始,各种实用性的书写都演变为使用更加简便的隶书字体,篆书只保留在某些特定的庄重场合才使用,后来更演变成一种专门表现书法艺术的书体。后世的书法家尤其是专攻篆书者,都把秦朝的小篆视为篆书艺术的高峰和追求境界,特别是到了清朝,在金石学、文字学复兴的带动下,篆书书法重新繁荣,而清代篆书繁荣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对秦朝小篆的研究和取法之上的,许多书家都以学习和继承李斯的小篆风格为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声 明

削藩是正确的,但削藩的时机不对。在继位之初,大肆削藩,将自己的叔辈们一个个往死里逼,这不仅在伦纲常上不得体当,惹人非议,而且逼得太急,恐引起各藩王之间的联合抗衡,这对于刚刚登基的朱允炆来说,是不智的。正确的做法是,整治朝廷中枢,将中枢稳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循序渐进,缓缓图之,此乃上策。此事不妨学学汉武帝削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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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智高事变的平定

其三,在用人当年,要准。像满身书生意气、之乎者也的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人,谈谈琴棋书画,但还可以,但在削藩策略、政治谋略这些国家大事上,每与商量,这就误国了。他们在国家大事上,能有多大作用,没有多大的能力,而坐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仅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所以任用合适的人才。除此之外,在兵事上,诸如李景隆这类人,就不能让他坐在领军之将的位置上,这种十足的纨绔子弟,能有什么领兵本事,应该派富有多年的领军和战事经验的耿炳文,虽然他年近七十,但其稳扎稳打的作战风格,虽然不能有多大成功,但至少能守成有足。这就好比战国时期的廉颇,虽然老矣,但尚能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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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代战阵,主要有步、骑、水、车四种,各有优劣,与地貌情况关系甚大。北方多平原旷野,历来是车战和马战的用武之地。相对步兵而言,宋朝的骑兵较为落后,面对北方先后出现的契丹、西夏、金、蒙古以骑战见长的军队,宋人总有莫可奈何之感。如何应对北方民族擅长的马战,一直是令宋朝廷头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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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战 侬智高 狄青 南方
有马雄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集权的皇帝,秦始皇的许多做法都对后世起到榜样的作用,其刻石记功的行为,更是开启了风气,历代帝王无不喜好刊石刻铭,歌功颂德,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崇拜和仿效。据文献记载,上述秦代刻石都是不太规整的石柱形状,四面刻字,从碑刻形制上说是属于碣,但其已经具有了碑的特征。秦刻石上所使用的小篆字体,在汉字演变和书法发展的历史上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在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不同民族与族群众多,宋初以来一直采取“不生事”的政策,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也被认为是“非用马之地”,所以基本上没有派驻骑兵。南宋初吕颐浩奏称:“臣世为北人,闻诸宿将皆曰,平原浅草可前可却,乃用骑之地,骑兵之一可御步兵之十。山林川泽,出入险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御骑兵之十。”也就是说,骑利平原,步利险阻;北方宜骑兵,南方宜步兵;南方作战要善于利用地形,以步制骑。这是宋人对马战与步战的一般看法,这自然不是宋人的发明,据《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西汉时“匈奴强,数寇边”,晁错上书言兵事,引古“兵法”说,“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已经将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清楚了。宋代虽有人提出过恢复车战,但不可能获得实施,故吕氏只言骑战。

事变的经过大体如下: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活动在今广西西南一带的“广源州蛮”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进而在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举兵反宋。五月初,其首领侬智高率兵攻破邕州(治今南宁),接着连下九州,岭南骚动。侬智高率兵从邕州浮江而下,数日即抵广州,围州数月,“以方舟数百攻城南”。宋军在摄广州番禺令萧注的率领下,集大舶从上流采取火攻,取得初步胜利。但是,侬智高虽然败走,其主力未受到重创,兵退邕州,对宋军仍然形成很大威胁。

马战的威力是实在的,南方地区诸族感受强烈。侬智高残部入特磨道后,其母“阿侬入保特磨,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得三千余人,习骑战,复欲入寇”。收残众而“习骑战”,这说明,岭南诸族尚未使用骑兵作战。但这种临阵磨枪,自然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广西峒丁提出了“愿习马战”的要求。权知邕州刘初等受命点集左右江峒丁,团结成保队,他进言说:“峒丁睹王师讨伐交人,因马取胜,愿习马战。乞选两江武勇峒丁,结成马社,人自买蛮马,每匹官给钱三万。”但广南峒丁不如泸南夷义军走运,朝廷没有接受他们“习马战”的要求,“止令习溪峒所长武艺,勿教马战”,而溪峒所长不过“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善为药箭”而已。当地峒丁习马战不能使朝廷放心,广西提点刑狱彭次云甚至要求“禁马战之术”。元丰六年八月知桂州熊本言:“提点刑狱彭次云所乞禁马战之术,不使入外域,及招马军责保询乡贯,并乞令邕州马军于桂州习学,轮赴邕州防拓。窃详马战之法,所从来远,交趾界有马可用,未禁以前,应用马战。桂州至邕州十八驿,不惟道途往复劳费,南方夏秋毒暑烟瘴,使之涉历山川,人马俱敝,恐不可施行。乞自今本路招刺马军,依近降五路招军法。”陕西五路地近西夏,重视骑战训练。元丰六年六月规定,招刺马军需比试武艺,将善马分配给武艺高强之人。邕州(治今南宁)地近交趾,桂州(治今桂林)则稍近内地,彭次云之“不放心”于此可见。熊本则认为地临边境,更需要加强训练。这表明,马战已经于南方渐次推广之际,禁止马战之术是行不通的。宋朝廷曾在广西路组织有当地夷民“田子甲”武装,南宋中期周去非说:“峒豪颇习骁骑,峒官出入,前驱千人,后骑数十。整整不乱,亦谓之马前排。”首领得良马而骑,虽然主要不是用来作战的,但可以看出,“峒官”们已经有了一支小型的随从骑兵,或许正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

蛮人阻深走险,时出而战者,用所长也。如闻智高数胜,去险阻而陈平地,是自弃其所长而从所短,此正智者用骑之时也。……步兵利险,骑兵利平地。蛮人不知骑兵而又以中国之骑不能到也,可挟骑士以往,诱致平地,使步兵为正以击其前,骑兵为奇以捣其后,蔑不胜已。

战事的平定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最后关键一役,是皇祐五年正月在邕州(治今南宁)进行的归仁辅之战。面对宋朝大军,侬智高在失去据险之地后,不惜孤注一掷,“悉出逆战”,气势甚锐。宋前锋孙节战死,宋军将领孙沔等人大惊失色。宋军另一前锋和斌率所部骑兵,“引骑血战”,从背后出击,战事相当激烈。狄青亲临前线,指挥若定,《长编》卷一百七十四,皇祐五年正月丁巳日载:

据宋《淳熙三山志》,从至和元年(1054年)起,福建厢兵承例差赴广西屯戍,至绍圣五年(1098年),方罢遣戍卒,代之以“有马雄略”。同年下半年,敕令“东南要郡”添置马军,《志》载允许“减步人额数,易以骑卒”,进而言:

宋朝建立,战略重心在北方,在军事部署上对南方就比较忽略,防范自有放松。宝元元年(1038年)二月,在今广西的“安化蛮”反叛,官军屡败,直史馆苏绅就上言指出:“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两广、荆湖是众多民族聚居之地,范成大记云“种类殊诡,不可胜计”。苏绅曾为官广西,深知当地情势,他认为“安化蛮”持兵之众不过三四千人,敢于恃险侵扰,是“国家姑息之太过”的原因。安化蛮事件很快平息,并没有引起朝廷太多的重视。十多年后,侬智高反叛事件让宋廷措手不及,继而朝廷不得不更多地“留意南方”了。

【注】文章刊登于《文史杂志》2017年06期。

原标题:【边疆时空】刘复生 | 宋代马战的南传——“侬智高事变”的平定与影响

宋神宗熙宁年间,宋政府有“开南江”之举,章惇开“梅山蛮”。宋之南江本唐叙州(今湘西)“群蛮”聚居之地,宋初并隶辰州,后有峡州舒光秀为之统领。舒氏是当地群蛮大姓。据《宋史》,汾州人王奇以武举中第,“章惇经营湖北溪洞,以为将领,降其酋舒光贵,缚元猛,平懿、洽等州。”而曾“从军破侬智高”的李浩亦“从章惇于南江”,屡屡得胜,或亦有得于骑兵之利。章惇与王安石书,谈到在湖南作战时,多得马军之力。王安石进而和宋神宗讨论了马军建设问题。神宗表示“亦以为南方宜用马军”,安石则说:“彼止有步人,我兼马步,固宜胜。”皆对马军在南方的运用作了肯定,与仁宗时多言南方不宜用马的朝论已经不同。熙宁年间,交趾犯境,连陷广西数州,宋军以今甘肃静宁人曲珍随郭逵、赵禼南征。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曲珍“将轻骑三千”,大败敌军,马军再建新功。三人战马皆毙,战事之烈可以想见。随郭逵南征的陶弼后知邕州(治今南宁),曾“率百骑深入左江峒”,招抚因战乱而散匿山谷的百姓,使余敌不敢轻动,当地遂安。元丰七年(1084年),广西的“宜州蛮”扰边,熊本除知桂州,一方面安抚“劳问溪洞酋长”,一方面也“益市马以足骑兵”,宜州遂而无事。一些地方战事吃紧时,朝廷则派遣骑兵驰往,如元丰二年(1079年),“发神骑等指挥戍桂州,后止令驻湖南”。“神骑”乃禁军殿前司属下的一支骑军。此当属临时增援骑兵,战事缓和,未再南下。元丰元年(1078年)“泸夷之乱”时,宋朝派出善战的西北番兵和土兵,五千兵中,其中“马军一千”。后来宋朝对南方的征战中,每每都要派出一定数量的骑兵,许多骑兵都是从西北番兵和土军中调派过来的。北宋后期的泸南,宋军把当地归顺的“夷民”编制为“夷义军”,兵农合一,是和北方的番兵相似的一种兵种。宋朝廷给夷义军分配战马,并且“令习战马”。《宋史·辛弃疾列传》载,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辛弃疾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上,鉴于“湖南控带二广”的重要性,要求各地营寨配驻马军,“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南宋初工部侍郎韩肖胄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广马的购买,本来就有赖于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帮助。专责在广西购买战马,自当有助于当地民众对骑兵的认识。

宋代官军与农民武装的马战(选自明刘君裕《忠义水浒全传图》)

按此说,则是善于利用骑兵和刀斧之长的结果。归仁辅之战侬智高败走之后,其母阿侬逃到特磨(今广西西南)。当年底,宋军发峒兵入特磨,侬氏残部遭至覆灭。

1948年10月生于成都,籍贯重庆忠县,1978年2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中国民族史专业),1990年获博士学位(中国古代史专业),1985年留校任教。主治宋史、西南民族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宋史学会前副会长、四川省巴蜀学会副会长。

宋朝在南方“添置马军”

作为诸州镇兵的厢军,加强配备马军,《宋史·兵志三》载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就排定“有马厢军二十二指挥,无马厢军二百二十九指挥”。在荆湖、广南四路中,“有马厢军”在熙宁以后增多,新增之地有荆湖路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和广南路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可以看出,熙宁以后,加强了长江沿岸以及广西路的马军设置。

事变平定后,宋朝立即着手于加强南方的军事布防,在荆湖、广南等地增募“雄略”兵,进而于至和二年(1055年),在广、桂、邕州置“有马雄略”军,进而对各地禁军部队作了调整和加强。宋代习称的“东南”,指淮南两路、两浙两路、江南两路、荆湖两路、福建、广南两路共十一路地区,实乃今之华南、华东及东南地区。熙丰变法实行“将兵法”后,东南诸路中,湖南路之潭州和“全、邵、永州准备广西应援军”分设一将,广西路桂州和邕州分设一将,其他九州各设一将,共十三将。“雄略”本乃侍卫司属下的步军番号,旧有指挥(营)十五,皇祐五年(1053年)增为二十五。至和二年(1055年)“有马雄略”军的设置值得特别注意。这是侬智高事变平定之后两年,在事变的发生地新置的骑兵部队,广(治今广州)、桂(治今桂林)、邕(治今南宁)三州各一指挥,属“侍卫马军司”统辖。其后局势平定,置防时有放松,时有缺员而未及时补上。绍圣元年(1094年),沅州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元符元年(1098年),在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在南方设置马军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定的,反映出朝廷在对南方用骑的认识上有了一些变化。当然,与北方相比,在南方营建马军的实用性是有限的。

责编:李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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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智高反宋时,宋朝廷起初并未认真对待。直到八月,以孙沔为湖南、江西路安抚使,后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孙沔受任之初,即请“益发骑兵”,朝廷重臣梁适强调要“镇静”对待。随着侬智高攻城略地,宋朝廷才有点忙乱起来。六月初,起用熟悉岭南事宜然皆居父丧的余靖和杨畋,以余靖为广西路“安抚使、知桂州”,杨畋为广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皆加官遣行。七月初又任余靖为“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然而孙沔、余靖、杨畋等人久而少功,二广战事吃紧。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朝廷任命善于用兵的枢密副使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率军前往岭南。狄青认为,侬智高众善于利用地形之便,乘高履险,宋兵不能抗,故每战必败,因此请求选派西边蕃落骑兵自从。朝廷遂从西北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从狄青南征”。三路皆在宋境西北,“蕃落”“广锐”是侍卫司所属两支骑兵番号,孙沔、余靖二部皆受狄青调遣。对宋朝来讲,当时广西的情况很是不妙,侬智高复入邕州时,知州宋克隆弃城而逃。广西钤辖陈曙抢功,与侬智高战,先后败于金城驿、昆仑关。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狄青斩了败乱军纪的陈曙等人,以整肃军风。

刘复生

蒙古骑兵作战图(选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著《世纪征服者史》)

马战南传及其影响

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是一个契机,最终以马军取胜,使宋人对南方运用马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更是出于实战的需要。北宋中期以后,骑军逐渐在南方得到重视。可以看见的是,宋神宗、徽宗时期,骑兵在南方的运用得到扩大。伐交趾、开南江、平泸夷等,宋朝在南方的军事活动日渐频繁,均有骑兵参与。宋朝君臣认识到,只要运用得宜,南方是可以利用骑兵来作战的。

摘要:北宋前期,没有在南方驻防禁军骑兵。宋仁宗时期广南西路发生侬智高事变,岭南骚动。宋朝臣间在是否“用骑”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狄青率西北骑兵南下,“终以马胜”。宋朝君臣对南方是否适用骑兵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在南方驻防新建的“有马雄略”军,有马厢军也有增多。受到感染,一些少数族群也要求学习马战。在某种程度上,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成为宋朝在南方“用骑”上的一个“转机”,这在宋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归仁辅之役成为范例。狄青还朝后,宋仁宗“御垂拱殿。令蕃落骑兵布阵,如归仁破贼之势,观其驰逐击刺,等第推赏,仍以拱圣马三百补其阙”,给予狄青骑军以最高礼遇。孙沔还自岭南,“帝问劳,解所服御带赐之”,亦宠礼有加。在被认为“非用马之地”的南方“终以马胜”,这为南方是否适宜“用马”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南方用骑议题上的一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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