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永远不与群众隔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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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周恩来身居高位,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谋取私利,他心里装的是国家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以下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

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周恩来日理万机,可以说是最忙的一个人,却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时时刻刻提醒大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国共斗争中,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我们已不再或绝少用“赤”与“白”来代表国共之间或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了。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新湘评论》2013年第15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这近十年间,我们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为白色恐怖,称国民党统治区为“白色区域”或“白区”,称国民党军队为“白军”或“白匪军”;与之相对应,国民党称我们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为“红色恐怖”,称根据地为红色区域或“红区”,我们的军队称“红军”,两种势力交界的地域称“红白交界区”,称中国共产党为“赤党”,诬称红军为“赤匪”等。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以具有政治上的矛盾,以及斗争为标志的“赤”与“白”,在这一时期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四十年来,人间巨变,沧海桑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近9000美元,深刻改变全球政经版图,赢得全世界尊重。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实现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开启新时代、新周期。

(《新湘评论》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1927年5月底,瞿秋白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中国共产党开始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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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和人格风范之高尚是举世公认的,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是真挚深厚的。他始终相信群众,乐于深入群众,从来不搞特殊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他以一生的光辉实践,为全党树立了走群众路线最堪效法的典范。

原标题:近现代史为何国民党称为“白” 共产党称为“赤”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原标题:周恩来:永远不与群众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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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每二十年一轮大的改革开放,1978年第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特区、民营企业、要素市场化等,1998年前后第二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国企抓大放小、商品房改革、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2018年前后第三轮改革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三大攻坚战正在进入深水区。

周恩来强调要“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勇于承认错误,是因为他始终把自己跟群众平等看待,不会也耻于在群众面前搞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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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应当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

由于中日矛盾日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种“赤”与“白”的斗争是暂趋沉寂。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国共之间但均不再冠以“赤”与“白”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字眼和词汇。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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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革命远未完成,社会革命仅只初露端倪,“赤”与“白”的分野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上,使得在欧洲本应是相互对立的“赤”与“白”,在以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主要革命内容的中国,却分别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和革命新方向的代表而达到和谐的统一。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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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周恩来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视为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一直强调我们必须“永远不与群众脱离”,“要相信群众力量”。

“赤”与“白”作为两个代表不同颜色的普通汉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原无特殊性的政治内涵,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世界革命的影响而赋予其浓烈的政治意蕴。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在讲到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女时,他特别强调:“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1953年5月,周恩来视察北京市101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大多是干部子女,他对学生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当然,你们现在的生活待遇还不算特殊,还算艰苦,但比起一般水平来,已经算高了。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李大钊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周恩来曾说过:“一个领导者应当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看,全面地看。他是不是能做一个好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他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一个领导者应当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一个领导者要从群众中吸取新的血液,加强自己,获得帮助,否则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领导者,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在“五四”时期这一中国革命的伟大转进时期,中国曾受到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俄的直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之大,可以从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集中反映出来。

原标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要相信群众力量”

文章摘自《北京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讲话中传递出的精神,像火把一样至今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仍任重道远。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自己的修养要则,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他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如今,中央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温周恩来的这些事迹,对落实“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革命时期,将国民革命势力和北洋军阀划分为“赤”与“白”,统一战线内部又以是否坚持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来区别二者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1959年1月,周恩来到广东省从化县温泉大队视察工作。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是各级领导人的疗养地。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温泉都给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享受到温泉洗浴。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这个问题,问陪同的当地负责人:“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能不能洗上温泉啊?”当地的大队干部吞吞吐吐地说:“社员们一般就在池塘边洗,有的打水回家洗,洗温泉还有一定困难。”当周恩来得知因为经费困难,还没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时,他很生气,批评说:“修干部疗养院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倡议下,此后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拨款给温泉地区的群众修建了浴室。1962年,周恩来又到从化开会时,仍记挂着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当得知一座150平米,可容纳50人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他满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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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解放后,根据需要,要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当时人力、物力都十分紧张。在兴建天安门前建筑工程时,有一千多户居民要搬迁。周恩来几次指示要关心拆迁户的居住问题。有关部门根据他的指示,专门拨了3000万元为拆迁户修建住宅。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他又指示邀请原来住在天安门地区的拆迁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请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一场电影。

“五四”时期,社会革命仅初露端倪,“赤”与“白”的分野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1962年,周恩来在齐齐哈尔第一重机厂检查工作时看到地上放着一个刚加工完的大部件,便问负责加工的工人师傅这是什么部件,但工人只回答了部件的代号,具体干什么用的,没有说。周恩来一再追问,可这位工人回答:“我确实不知道”。周恩来又回过头来问有关负责人,才知道由于国防安全的需要,厂里没有明确告诉工人们有关部件的作用和性能等情况。周恩来立即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要相信群众,要让工人知道他们干的活是什么。要不然,怎么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呢?”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领导干部:越是困难时期,越要相信群众,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地渡过难关。他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工人知道了他干的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才能唤起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干劲,才会动脑筋,想办法,更好地完成任务。”

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直接帮助努力下促成的。如此,先前“赤”与“白”的概念发生变化,“赤”、“白”分野由此开始。此时的国民党,由于其奉行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洋军阀看来已经赤化。所以“国民军赤化,广东政府赤化,徐谦、邵飘萍赤化,唐生智、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他们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称“南北二赤”,声言要“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自然,破坏和镇压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小军阀和封建买办,便成为反革命的“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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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绝对不许自己的亲属有丝毫特殊。周恩来经常提醒领导干部要过家庭关。他认为,在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这五关中,对于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最难过的是家庭关。周恩来有个胞弟周同宇,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补贴他。

但是,这种总体上的变化,并未中止统一战线内部理论上的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在统一战线内部便出现了“赤化”和“青白化”之争。这种斗争首先最突出地表现在“戴季陶主义”及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之中,随之“赤”或“赤化”在国民党内开始成为一个“危险”或“歧途”的代名词而为人所注目。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周恩来不光是谦虚地向各行各业的群众学习,他还勇于承认错误,向群众道歉。1957年,周恩来在杭州接待外宾时,在一道“双味脆梅”的菜里面,吃出了沙子,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做菜的厨师姜师傅的责任,姜师傅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事后调查是一个金属镶牙的碎片,当调查情况报到周恩来那里时,他马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牙齿,发现自己的一颗镶牙缺了一块。周恩来马上让人发电报慰问姜师傅,并向他表示歉意。后来,周恩来再次到杭州,亲自找到姜师傅向他道歉,说:“我不知道是镶牙掉了,回去才发现,这事非常抱歉,你可受委屈了吧?你不要走了,今天我请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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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周恩来在他的活动中时时刻刻践行着他的讲话。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地,每到一地,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同广大群众接触。周恩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比我强,群众智慧多,办法多”,他“拜师”的事,随处可拾。1958年7月,周恩来到上海钢铁一厂视察,正赶上炼钢炉出钢,他随手拿起铁锹,与工人们一起出钢。他谦虚地问炼钢工人:“我劳动还像吗?看到不对,你就批评,我好改正。”在炉前劳动了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看见厂房上空来来往往的行车,便爬上操作台跟驾驶员徐师傅说:“徐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学习开行车。”在徐师傅的指点下,周恩来直到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驾驶技术,才走下行车,与这位新结识的“师傅”告别。

为此,1926年元旦,李大钊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一文中明确提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周恩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按规定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他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他认为这是浪费,并强调说:“我不要这一套。”当警卫说是为了安全和规定时,他说:“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因此,周恩来经常会突然行动,不让警卫车跟随,只有卫士、司机他们三人,他认为:“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土地革命时期,“赤”与“白”成为政治矛盾、政治斗争的标志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自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新时期,“赤”与“白”的斗争也随之日趋激烈尖锐。以“赤”与“白”为标志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止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周恩来一生都坚决反对特殊化。他是一国总理,但从不自视特殊,始终平等看待自己与群众。他去理发、照相、买饭时,依次排队。他乘汽车与农民相遇时先让农民走。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曾到东北地区视察。所到之处,他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一起渡过困难。在辽宁,他指定邓颖超管理伙食,严格按照每餐一菜一汤的标准,不吃鱼、不吃肉。有一个多月,早餐只吃点稀粥和咸菜。他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下去呢?”

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之后,瞿秋白又以《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为题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及中国赤化的前途和意义,批判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买办反对“赤化”的丑恶行径,驳斥了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的责难和诽谤,他明确指出,“如果恐惧赤化而反对赤化,便是要保持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平民的统治,要拥护弱小民族内的军阀以及其他种种帝国主义工具的统治。”他认为,冯自由、林森、邹鲁等国民党极右派及章太炎等“反赤流氓”,已经成为反对赤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白党。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1928年元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群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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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党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宣传和学习教育,而使其一度成为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代名词。仅以“赤”与“白”来划分人物,容易失之片面。事实上,“赤”与“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不同阶段,其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不同变化。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五四运动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然,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北洋军阀之真面目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于是在“五四”时期便出现了各种学说的引进和各种思潮的兴起。当时中国便有“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的说法。这一时期,“赤”与“白”仅仅表明一种政治理论或概念的技术性术语。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纵观全球经济史、大国兴衰史,改革开放并不神秘,也不是搞什么特殊,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住市场化的大方向,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解放生产力造福人民、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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