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经亨颐子女,金幼孜后代

金幼孜本名金善,号退庵,生于江西新淦,是明朝时期的官员。他进士出身,担任过翰林检讨、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右侍郎、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大学士等职,是明朝首届内阁成员。金幼孜也曾多次随朱棣征战,著有《金文靖集》《北征录》、《后北征录》等作品,于公元1432年逝世,追赠少保,谥号文靖。人物生平
家世源流
关于金幼孜的家世,金公自己在文集中多次提及详述。如《亡弟幼孚徵士墓志铭》一文中说:“幼孚讳尊生,后更名信,而字幼孚。其先居宝庆,远祖彦始来居新淦之厚聚。宋建隆间,始祖清复徙居里之洪坑。历若干世,再徙今之培山。”
据《厚聚金氏族谱》载:“幼孜远祖金彦,本楚之宝庆人,生于南朝宋永初三年。元嘉二十五年举孝廉。拜骠骑左将军,迁广州都督。升明(477—479)末,萧道成篡宋,南京都督袁粲约金彦起兵反萧。事发,袁粲被萧道成所杀。金彦至庐陵与萧道成军战,尸横遍野,不克,遂避居巴丘县鳝岭之北。其子金俊入赘刘宝墨家,遂定居于此,以‘厚风聚气’之义更其地名曰‘厚聚’。金彦是为金氏始祖。”北宋建隆(960—963)年间,第18世金清自厚聚迁洪坑(今罗田镇泉井村东南约2公里,村已废)。又传至第28世金行,复由洪坑迁居培山(今罗田镇新江村委徘山村),为徘山1世祖。
金行次子讳德明,即金幼孜之曾祖。德明长子名仲卿,系金幼孜之祖父。金仲卿次子名固,字守正,即金幼孜之父。明洪熙元年,仁宗皇帝推恩,赠幼孜祖父、父亲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罗氏,封太宜人。幼孜下有三个异母弟弟,皆陈氏所出:幼敩、幼孚、幼孝。
据清同治《临江府志·卷25·儒林传》载:金固(1333—1389),字守正,新淦人。年仅四岁时,其母教他读五言诗,即能背诵下来。稍长,通经史百家之言。和同郡梁寅、刘永之相善为友。明洪武(1368—1398)年间,临江知府闻其博学贤明,聘为临江府学训导。守正教导诸生要重视道德修养,学习正心诚意之学,告诫他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事文艺之辞。金守正为人严毅刚方,学问渊博,学子翕然归之,尊称其为“雪崖先生”。
求学生涯
据大学士杨荣所作金幼孜神道碑铭,幼孜生而聪颖,“秀拔不群”,自幼即刻苦于学,其父雪崖先生奇之。及长,闻清江县著名的学者聂铉(洪武四年〈1371〉进士,曾任国子监助教)归乡,任庐陵教谕,遂往,拜其为师。幼孜从聂铉学习儒家经典《春秋》。
学成后,入新淦县学为邑庠生。金幼孜与练子宁同学,二人十分友善,练子宁曾经对金幼孜说:“子异日必为良臣,我必为忠臣,无相负也。”后来练子宁确实殉死社稷,金幼孜也的确历仕累朝、位至宰辅。建文元年,幼孜赴省城南昌参加己卯科乡试,中第九名举人。建文二年春二月,再赴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此科的考官是董伦、高逊志,幼孜列第十三名。是年三月举行殿试,建文皇帝亲自策问,幼孜列二甲第四名,赐进士出身。
至此,金幼孜已经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飞跃,实现了由平民到国家储备干部的身份转变。据《登科录》载:“金幼孜,……慈侍下。……”可知,幼孜中进士之前,父亲已经去世(卒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此时幼孜三十三岁,正是年轻大有作为之时。
初入仕途
金幼孜登第后,朝廷即授以户科给事中之职。这个官职不大,属从七品。明初仿六部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置左右给事中各一人,掌规谏、稽察之事,说白了,就是谏官(又称“言官”),碰到皇帝做错了什么事你就得勇敢地站出来批评指正。当然对于百官之言行,给事中也有权弹劾。说实话,金幼孜在建文二年中进士后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中央低级官员,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作为和名声(毕竟金幼孜在建文朝就当了两年官),故《四库全书·金文靖集》提要中就说:“幼孜在洪武、建文之时无所表见。”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的靖难军在破南京城之际,翰林修撰王艮、解缙、吴溥、胡广等聚集在吴溥家中,相约要殉道死社稷,解缙陈说大义,胡广也慷慨激昂地发言,唯独王艮默默地哭泣不说话。最终,也只有王艮饮毒自杀。据《明史·周是修传》记载:“士奇、靖及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临难,惟是修竟行其志云。”
不数日,朱棣破城,建文帝不知所终。解缙、杨士奇、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相继迎附,表示归顺。与此同时,幼孜的同乡、任右副都御史的练子宁因不屈服于强权而被杀灭族。八月,幼孜以翰林检讨之职入直文渊阁,同直者共七人,皆参掌机密、以备顾问。
成祖恩遇
金幼孜等七人入直内阁后不到一个月皆升职,幼孜为翰林院侍讲,官阶承直郎。永乐元年,明成祖赐予幼孜象笏、幞头与二品织金衣等物。当时仁宗还是皇太子,成祖命翰林院官员为太子讲解儒经,才子解缙讲《尚书》、杨士奇讲《易经》、胡广讲解《诗经》,幼孜则负责《春秋》的解说与教授。幼孜遂承命作《春秋要旨》三卷。
永乐五年,升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隶属詹事府,主要是辅导太子学习儒家经典等书),官阶奉训大夫。宣宗为皇长孙,成祖又命翰林院近侍官员辅导宣宗读书,幼孜参与其中,成为宣宗的老师。
永乐七年,随成祖巡幸北京。 第一次跟随成祖北征大漠
永乐八年,明成祖朱棣率军队亲征北方的蒙古鞑靼部落。二月初十日,大军从北京的德胜门出发,金幼孜、胡广、杨荣随行出征。成祖非常赞赏幼孜的文才,每经要地,就让金幼孜记录其山川地形。当时正值初春,天寒地冻,风雪刺骨,成祖对于金幼孜等来自南方的文臣甚为关怀,大军到达兴和的时候,成祖单独召见了胡广,告诉他脚受冻的时候不要立即去烤火取暖,慢慢行走脚自然会暖和了,接着又问道:“金幼孜在哪?他的脚不会冻伤了吧?”
明成祖朱棣不仅很欣赏幼孜的文采,而且对幼孜本人也极为爱重,两人话很投机,据金幼孜自己的记述说每晚明成祖都要和他在营帐里深谈到夜半二、三更(二更是晚上9:00—11:00,三更为晚上11:00到凌晨1:00),足见幼孜受宠信之程度。三月十六日,大军从凌霄峰出发,由于行军速度较快,幼孜、胡广、杨荣三人没有来得及跟上明成祖的车驾,迷路失陷于山谷中。经过艰难跋涉才在第二天的早晨到达大营。幼孜三人去拜见成祖,成祖见到三人后喜出望外,问:“你们怎么才来?”三人答以迷失方向之由。成祖听后大笑,说:“你们也累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幼孜三人出,遇见兵部尚书方宾,方宾告诉他们说昨日皇上在途中多次召见你们三个人,久久不见人来,就知道你们肯定是迷路了,很是担忧一共派了三十人四处寻找你们的踪迹,早晨又增派了十余人前去,不曾想你们自己回来了。幼孜听后甚为感动,他在《北征前录》中说道:“幼孜自惟以一介书生,荷蒙圣上眷顾,顷刻不忘,天地之德,将何以为报。”真情地流露出对成祖的知遇之恩和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
七月十七日,成祖车驾至北京,为时五个月之久的第一次北征结束。从金幼孜在《北征录》一书中的记述来看,塞外的自然环境是很险恶的,且不说当时是冰天雪地,甚至有时饮水、做饭都成问题。如“三月初十日,驻营凌霄。此时少水,军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余。次日,人马得雪,炊饭皆足”、“二十日,次压虏川。水多咸,炊饭色皆变黄,作气息,食不下咽”,以上皆言缺乏饮水之难。又如“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敕,砚水成冰”、“七月初八日,发盘古镇。入山峡中。路其险,两山相夹,如行夹城中”则言严寒、山陡路险。
自幼生长在江南水乡的金幼孜首次跟随明成祖出征大漠,其受之苦可想而知,但明成祖对幼孜生活的关怀备至且常常与之促膝长谈,让金幼孜在这次艰险冰冷的路途中体会到了君臣鱼水之情的阵阵暖意。是年冬,幼孜随成祖还南京。(以上据金幼孜《北征录》)
盛世修书,屡得升迁
永乐九年,由于成祖想要掩盖自己篡夺皇位的事实与罪名,对于建文年间已经修好的史书《太祖实录》中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甚为不满,遂诏儒臣重新修撰一部为自己正名的史书,金幼孜参与撰修。
永乐十年,幼孜为壬辰科会试考官,号称得人。不久,阁臣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五人皆赐诰命,推恩先世。幼孜父金守正赠右春坊右谕德,母陈氏、故妻孔氏皆赠宜人,生母罗氏封太宜人(死去的人曰‘赠’,在世的人曰‘封’)。
永乐十一年,幼孜再随成祖驾幸北京。
永乐十二年三月,成祖亲征蒙古瓦剌部,幼孜与胡广、杨荣皆随从出征。幼孜撰有《北征后录》一卷。回京后,成祖命金幼孜、胡广、杨荣等文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次年书成,赏赐甚厚。
永乐十四年,幼孜升翰林学士,仍兼右春坊右谕德,官阶奉议大夫。是年冬,随驾还南京。
永乐十五年,幼孜再随成祖驾幸北京。
永乐十六年,《太祖实录》修成,书上,成祖在礼部大宴,犒劳修书文臣。赐幼孜金织纱衣、钞币等物。
永乐十八年,幼孜与杨荣皆进官文渊阁大学士,幼孜仍兼翰林学士之职。
扈从北征,顾命之臣
二十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亲征蒙古阿鲁台部,是为第三次北征。幼孜随行。由于深入蒙古腹地,军士疲惫、后勤难以跟进,加上离敌军大本营尚远,幼孜遂与杨荣上疏言利害,成祖从之,遂下诏班师。
二十一年七月,成祖再次亲征蒙古阿鲁台部,幼孜从。途中侦知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大军驻师不进。十月,也先土干投降,成祖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
二十二年正月,鞑靼部进犯明朝边关,明成祖组织第五次北征。一代英主朱棣想不到自己的生命将在这次征伐途中终结,再没能回到北京的紫禁城。而随行的金幼孜也想不到自己会在这次北征途中发挥决定这个帝国未来命运的作用。这一次出师进行的并不顺利,据《明史·杨荣传》记载:“当是时,帝凡五出塞,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大军抵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成祖很是惶惑,召集群臣询问进退之策。群臣皆惧罪,唯唯不敢言,只有金幼孜一人劝谏说不宜孤军深入,成祖不听。
大军到达开平(即故元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时候,成祖做了一个梦,说一个神仙反复和自己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知何意,便以之问杨荣与幼孜。杨荣和金幼孜答道:“陛下北征之举,目的在于除暴安民,但是大漠自然环境恶劣,若孤军深入,恐有丧师之危险,愿陛下留心。”成祖听后认为二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命二人草诏班师,并宣谕诸部。
七月十八日,还师至榆木川时,明成祖驾崩,年六十五。随行太监马云不知所措,秘密地与阁臣杨荣、金幼孜商议处置之策。杨、金二人认为六军在外,离京师尚远,应该封锁皇帝驾崩的消息。之后又熔锡为棺,以礼装殓成祖之遗体,放在御车中。为掩人耳目,二人还做到了“所至朝夕进膳如常仪,益严军令,人莫测”。有人建议以他事之名书写一道敕令,将皇帝驾崩的消息告诉留守北京的皇太子,杨、金二人反对说:“先帝在世时诏令称‘敕’,如今皇上已经驾崩了如何称‘敕’,如此是为诈,罪不小。”众人皆点头称是。二人遂草拟遗诏,令皇太子朱高炽继皇帝位。
七月十九日,杨荣与御马监少监海寿先行回京,驰报皇太子成祖晏驾之事,金幼孜则在后负责护送成祖梓宫回京。八月甲辰,杨荣到达京师,皇太子朱高炽派自己的儿子皇太孙朱瞻基前往开平奉迎成祖梓宫。己酉,皇太孙至军中,始发丧。民间盛传金幼孜“七日为君”的故事,大致说金幼孜护送成祖梓宫回京途中一切诏令皆出自幼孜之手,代行皇帝之权,距杨荣到达京师之日刚好七天,故曰“七日为君”。然《明史》中说杨荣在七月壬辰开始出发回京,在八月甲辰抵达北京,以此推算,其间有12天,不止7日,故此事虽有之,然时间不确。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太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对于永乐朝内阁旧臣尤其是当过自己老师的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人更加倚任,皆委以重用。幼孜进官户部右侍郎(正三品,大致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仍兼文渊阁大学士、翰林学士之职。
仁宣之世,宠遇不衰
宣宗被立为皇太子,群臣加恩,幼孜拜资善大夫、太子少保(正二品官,本为辅导太子,后来演变成一个荣誉虚衔)兼武英殿大学士(正五品,即内阁大学士的一种),礼遇甚厚。
十月,仁宗命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人在北京承天门外一起审理囚犯,并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下诏,规定以后审判重要案犯必须要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参加。仁宗在西角门召见廷臣,颁赐制诰,并对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人说:“三位爱卿和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都是先帝信赖的重臣,朕也要依靠你们治理好天下。朕曾经听闻以前的君王不喜欢大臣的直言劝谏,即使是自己的亲信之臣,也害怕皇帝的威严,一味顺从皇帝的旨意和脸色,常常保持沉默以自保。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杜口。朕与卿等应该引以为戒啊。”遂赐金幼孜、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五人银章各一枚,上面刻有“绳愆纠缪”四字,意思是如果皇帝或者朝政有什么过失,他们五人可以凭此上述直谏,不受阻碍。仁宗又在五人的诰词后加上了两句话——“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鼓励他们直言。幼孜等人见仁宗如此信任倚重,皆顿首称谢。是年冬,幼孜奉仁宗之命持节前往册封赵王王妃,并册仁宗第九子朱瞻垍为梁王。
洪熙元年,幼孜进官礼部尚书(正二品,此为荣衔,并不掌管礼部之政务。仁宗为提高内阁大学士的品级与地位,采取阁臣兼任他官的办法,如杨荣兼工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皆为虚衔),仍兼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二职,领三俸。当时兼领三俸的只有杨荣和金幼孜两个人,可见宠遇之隆。仁宗又赐金幼孜诰命,赠幼孜祖父金仲卿、父亲金守正皆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赠其祖母周氏、母陈氏、故妻刘氏皆夫人;封其生母罗氏为太夫人,继室屠氏为夫人。
是年春,金幼孜由于自从考中进士在京师为官,25年来从未回过峡江老家,思乡念亲之情可想而知,故金幼孜上奏仁宗说母亲罗氏年老、自己又长年未回,甚是想念,望皇上体谅臣子之心,准其归乡看望母亲。仁宗表示很理解,同意其回乡省母,并给以兵部勘合,可以享受沿途驿站的招待。在金幼孜之前,朝中大臣没有请假归乡看望亲人的先例,至此皇帝下诏,规定若三年以上未与至亲相见的,可以告假归省。
金幼孜回家后不久,生母罗氏便去世了。幼孜遂留在培山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宣宗皇帝即位后,下诏起用,恢复原官。又命幼孜担任总裁官,负责纂修成祖、仁宗两朝实录。
宣德四年,宣宗命幼孜持节前往宁夏册封庆王府中安化郡王和真宁郡王的王妃。幼孜所到之处,详细询问兵士、百姓之疾苦,一一记录下来,回朝后上奏皇帝,宣宗皆听从接纳。
五年,永乐、洪熙两朝实录修成,皇帝颁赐幼孜白金鞍马、金织袭衣等物,并赐宴于中府。是年冬,幼孜跟随宣宗巡视边关,经过鸡鸣山时,宣宗说道:“唐太宗恃其英武征辽,尝过此山。”幼孜对曰:“太宗寻悔此役,故建悯忠阁。”宣宗又说:“此山崩于元顺帝时,为元亡征。”幼孜再对:“顺帝亡国之主,是山不崩,国亦必亡。”
宣德六年秋,年过花甲的金幼孜患疾,宣宗命御医前往金幼孜家中诊断。至冬,幼孜病情恶化,同僚好友杨荣、杨士奇前往其家看望。幼孜病重之时仍废私念公,说道:“死无足惜,但愧无以报朝廷、益生民。”家人请求幼孜上书祈恩于子,幼孜正色说道:“此君子所耻也。”说完,幼孜便离开了人世。这天为宣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历是1432年的1月19日,享年64岁。
敕葬暮膳山
宣宗得知幼孜去世的消息后大为嗟悼,赠荣禄大夫、少保,赐谥号“文靖”。命有司制棺,工部造坟茔;遣礼部尚书胡濙等文武百官谕祭七七四十九天,派车船护送,遣行人司行人(正八品,专掌捧节、奉使之事)毛俊奔丧金幼孜故里新淦县。幼孜墓位于巴邱暮膳山,墓前立神道碑,大学士杨荣撰文,吏部尚书蹇义书,礼部尚书胡濙篆字。山下建有享堂,内有御赐堂匾堂联。宣宗皇帝亲题“享六十四载遐龄得名得禄,居三十二年秘阁惟慎惟清”。堂联为“三朝宰相人间有,七日权君天下无”。临江府敕建宰相坊,新淦县设立专祠祭祀,巴邱古镇亦建有宰相祠,后毁于兵火。
宣德八年正月初五日,其长子金昭伯将父亲安葬在赣江边上的暮膳山上(今峡江县巴邱镇暮膳村附近)。幼孜入朝为官后,非常怀念故乡峡江的胜景,他在《重建灵安寺记》一文中说:“……余家距玉峡(此指县城巴邱,古时亦为峡江县的别称)不一舍许,虽慨慕佳山水为弥玉所有,然爱其能开创是山以为远近之巨观。他日幸谢事南归,穷登览之胜时,从玉峡访灵安,以为徜徉暮景之乐,盖素志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金幼孜对家乡山水念念不忘,并希望自己退休归乡之后能访灵安古寺,览玉峡山水之胜,以为晚年之乐,此为其“素志”。然而,金幼孜在有生之年不能达成夙愿,令人欣慰的是在其死后,儿子和家人将他葬在了赣江边上的玉峡山上,亦可谓了其心愿。金幼孜后代
金幼孜有五子:长昭伯,宣德二年进士,娶吉水县周岐凤之女为妻;次武伯、坚伯、文伯、寿伯;女五,皆有归。金幼孜的墓葬挖了吗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
金幼孜墓原址位于峡江县巴邱镇暮膳村东南500米左右的赣江边的暮膳山。
已被山林覆盖,只剩下一块政府所立的墓牌(上面写着“金幼孜墓”及其简介)让人探访,一代名臣之墓就这样被湮没在杂草林木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世人悲叹不已。
昔日的金公墓,可谓豪华气派,与这位生前官居二品、死后荣赠一品的朝廷大员身份,正是名符其实。金公墓处在暮膳山的盆形,地势高峻,下俯赣江,风水绝佳。原墓占地200余平方米,坐西朝东。墓穴由半圆形花岗岩环抱,直径15米余。墓前有石华表1对,上有“日有千人叩头,夜有万盏明灯”楹联。取其白天拉纤不绝于道,夜晚江心渔火点点之意。暮膳村村民们说的那块比人还要高的墓碑,即是金公同僚密友、大学士杨荣所作的《神道碑铭》,这块碑通高约2米,宽1米,厚0.15米。墓前又有神道,神道两旁立有石人、石马、石羊等石像生若干对。人物评价
金幼孜为人比较内向,在内阁七人中最为静默。历事三朝皆为亲信之臣,宠遇不衰,然幼孜深知为人为臣要谦卑的道理,故其一生“不伐善”、“不骛名”,“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还把自己生活起居之所取名为“退庵”,以表其心志。幼孜处理公务时勤恳踏实,与同僚相处皆能谦让;学问渊博,所作之文类其德性,故四方求文之人极多,世人每得幼孜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皆视若珍宝。明初文学创作以“台阁体”为宗,而幼孜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金幼孜还擅长楷书、行书,书法造诣亦颇好。幼孜还曾经担任过一次会试考官、四次廷试读卷官。观其一生,清明自守,未尝以片语涉乱。既卒,自王侯公卿以下百官都前往哭吊,皆有“丧善人之叹”。同僚密友杨荣作神道碑铭,杨士奇作墓志铭。
杨士奇:“才华一代文章伯,事业三朝社稷臣。”“凡于公务致勤不倦,处同僚能让于人,泛爱无忤。其学该博,文章和平类其德性,四方求者无虚日,靡不酬应。得其一篇一咏者,皆宝重之。书兼工真行,尝考会试者一,读廷试卷者四。不伐善,不骛名。初升学士,宠赉日加,即以盛满为戒,名其燕处之居曰‘退庵’。”
《明史·金幼孜传》:“幼孜简易静默,宽裕有容。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时,家人嘱请身后恩,不听,曰:“此君子所耻也。”
《明史·王艮传附高逊志传》:“有高逊志者,也,萧县人,……与董伦同主会试。得士自艮外,胡靖、吴溥、杨荣、金幼孜、杨溥、胡濙、顾佐等皆为名臣。”

经亨颐出生浙江上虞,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他的女儿嫁给了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了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筹建,他创办的春晖中学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倡导性文化运动、支持爱国民主斗争、提倡改革教育,从教30余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1938年,经亨颐病逝于上海。
经亨颐先生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1902年东渡日本攻读师范,学成归国后致力于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1月,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出任首任校长,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春晖中学校务由代理校长主持。1938年9月15日病逝于上海。
北伐战争时期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并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浙江省教育会长。1931年后任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在经亨颐30多年教育工作中,一贯主张“与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在本省从教20余年,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他所创办的春晖中学蜚声海内外,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与时共进”的改革活动,使浙江省立一师、春晖中学以师资雄厚、设备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著称省内外,为国家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批优秀人才。经亨颐子女
女儿:经普椿 经普椿(1917
年4月17日—1997年9月20日),女,浙江省上虞县人,经亨颐之幼女。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日友协理事等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发展中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女婿: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之子)
廖承志(1908.9-1983.6),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县陈江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晚年被尊为“廖公”他为世界和平事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经亨颐书法
经亨颐少年时代即喜爱篆刻,取法汉印,参以《三公山碑》《开母石阙》意趣,所作端庄清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均自成一家。潘天寿早年学习书法篆刻,多受经氏指导。
从篆刻家的类型上看,经亨颐当属学者型印人,书画篆刻创作是他公务之余的“闲事”。经亨颐的篆刻作品,如果单论数量与形式,也许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若从艺术风貌和创作技巧而论,经氏与那些同时代的印坛名家相比可以说并不逊色。
经亨颐的篆刻作品植根于秦汉,温和雅静,蕴含着派厚的书卷气。经氏的朱文印尽管线条有粗细之别,然而在篆法上却十分强调结构的神态变化。经亨颐朱文印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善于运用借边和连边的手法改善、丰富印章的布局。朱文印中借边与连边技法,是篆刻家们对古代玺印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印章创作中的常用技法之一。
经氏在运用借边、连边技法时,或单独运用,或两者兼用,至于借边与连边的幅度大小,皆因印而异。
边款是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评介经亨颐的篆刻艺术,不能不论及他那令人赞叹的边款创作技艺。充分体现出经氏浓厚的书法功底和高超约布局技巧。经亨颐的弟子
经亨颐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批优秀人才。经享颐何香凝
经亨颐与何香凝不仅是儿女亲家,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经亨颐的女儿经普椿嫁给了何香凝与廖仲恺之子廖承志。
经亨颐一生高风亮节,晚年退居上海颐和路,颜其居日“春霜草堂”。约同知己何香凝、陈树人等创立“寒之友集社”,借此研讨诗书画印,提倡民族正气,抒发爱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经亨颐与何香凝、柳亚子、张大千等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以诗言志,以画喻节。

靳辅出身汉军镶黄旗,是清朝治水名臣,担任过内阁学士、安徽巡抚、河道总督等职,曾从平三藩、治理黄河有功。他继承明朝潘季驯方法,全面勘查黄河水患,组织实施整治方案,使得堤坝坚固、漕运无阻,所著《治河方略》为后世治水提供参考。1692年,靳辅逝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襄”,入祀贤良祠。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靳辅生于明崇祯六年。其祖先原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所以有传记其籍贯山东历城。又因始祖于明初以百户从军戍辽阳,并落户此地,故另一些传记视靳辅为辽阳人,《奉天通志》即列靳辅为“乡宦”人物之一。靳辅先人中,始祖清,从军阵亡,得世袭千户,数传至曾祖守臣,祖父国卿,事迹均不显赫,其父应选,官通政使司右参议,算是有点名气了。
靳辅自幼知书识礼,九岁丧母,执礼如成人。顺治六年出仕为笔帖式,两年后进入翰林院为编修。那时,他对朝廷典章制度已很熟悉。顺治九年,以官学生的身份被授为国史馆编修,顺治十五年改任内阁中书,不久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又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康熙七年,晋升为通政使司右通政,第二年升国史院学士,充任纂修《清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康熙九年十月,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侍郎。靳辅在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任共六年,以地方军政首脑的身份,做了几件为人称道之事。
总督河道
康熙十六年三月,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被提升为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年他已四十五岁,从此到六十岁病逝,一直致力于治河,其间曾被提名当刑部尚书,但没有成为事实。靳辅出任河道总督之日,正是黄河、淮河泛滥极坏之时。康熙帝派工部尚书冀如锡亲自勘察河工,冀如锡回来报告,不仅河道年久失修,而且缺乏得力的治河人才。时任河督王光裕计划修的几项工程,大部分以钱粮不足未动工,此人根本不具备治河才能,有人建议撤销他的职务。在黄河、淮河、运河都存在严重问题,许多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康熙帝选择靳辅作为河道总督走马上任了。
在靳辅未履任之前,清廷九卿会议曾讨论过冀如锡等提出的治河任务。他们根据视察所见,认为急需修筑堤坝,其中有黄河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及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古沟等决口,其余溃坏和单薄之堤,也有必要修筑坚固。需要疏浚的有清口一带沙淤及大运河受黄流淤淀之处。最迫切的是堵筑淮、扬两岸的堤坝、清水潭决口,还有归仁堤的未完部分工程。他们期待新的河道总督来完成这些任务。靳辅他上任伊始,有个“八疏同日上之”的佳话,足以表现新任河道总督靳辅胸有成竹,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件事出现在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677年8月17日)。从时间上看,靳辅三月得到任命,四月六日到宿迁上任(当时河道总督驻地在山东济宁),然后他就开始了视察河道,历时两个月。能在一天之内连上八疏,完全是他亲自调查河道并认真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这次调查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
不仅如此,靳辅从这次实际调查和访问中,还确定了他治河的总方针,即“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靳辅认为,黄河河道坏到如此程度,不能“以尺寸治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无济于事。他主张必须有个全局观念,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把河道、运道合起来共同治理。因为追本溯源,“盖运道之阻塞,率由于河道之变迁”。尤其强调治理黄河的重要性实际关系数省的安危,不能如过去只注意解决漕运的问题,而放纵黄河任意冲刷,如果还是那样,运道也不能保证畅通。他抱定目标是使“已淹之田可耕,见在之地可保,运道可通,额课可复”。在治法上,不全盘否定前人的经验,措施也不千篇一律,“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总之,因势利导,随时制宜。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用了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而如“寓浚于筑”等方法皆属创新。在他的总方针下,把具体措施分为八个问题,每题一疏,所以就成了八疏。
初见成效
靳辅的治河设想被基本通过以后,他就主持兴工了。靳辅本人非常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不怕艰难险阻,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清口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地方,云梯关又是淮河、黄河的入海必经之路。靳辅治河的工程是,首开清口烂泥浅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创筑束水堤一万八千余丈,塞王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处。靳辅的治河有个理论,即欲使下流得治,必治好上流。根据这个理论,为防止黄河下流决口,又提出在上流建减水坝。每座坝各有七个洞,每洞宽一丈八尺,总计可以泄水之处为十二丈六尺。涨水时可用以宣泄。他从康熙十七年三月以后督集人夫,对这段运河进行挑浚,一年之内完工。又堵塞清水潭、大潭湾决口六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对清口也进行了深浚。康熙十七年为筑江都漕堤,塞清水潭决口,靳辅到了现场观察。清水潭靠近高邮湖,他就在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的地方筑偃月形堤,筑成西堤一,长六百五丈,又挑绕西越河一,长八百四十丈,原来工部尚书冀如锡估计这项工程需费五十七万,而靳辅仅费九万,第二年竣工。受到康熙帝的表彰,奏请新挑河名为“永安河”,新河堤名为“永安堤”。
改变运口是靳辅治河的一项重要内容。靳辅任河督以后,在康熙十八年一月至四月间,从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新河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至太平坝,皆至烂泥浅,移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这个运口距黄、淮交会之处仅十里,从此再无淤淀之患,即使重运过淮,扬帆直上,也如履平地。
从康熙十七年起,靳辅就开始报告湖河决口尽行闭合,治河工程逐渐取得进展。同时他还就治河工作本身做了不少改革,如裁减冗员,加强属员责任感,严格赏罚,改河夫为兵,划地分守,按时考核,等等。但是一边修治,一边仍有水患,从而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论。康熙帝在一次谈话中也问大学士们:“修治决口,费如此多的钱粮,不久复决,此事如何?”被问者都乏良策,只说靳辅提出的期限未到,应当让他继续督修。到了康熙二十年五月,限期已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靳辅上疏说:“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而水犹未归,一应大工细册,尚未清造,请下部议处。”康熙帝当即下令给靳辅革职处分,但仍命他戴罪督修。这年七月黄河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很多人主张仍由骆马湖,而靳辅坚持不可,亲自督工挑掘一丈多远,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后又挑出张庄运口。
朝中争论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是在康熙二十一年。这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决萧家渡,争论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颇有成效。他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对靳辅治河的一套办法多持否定态度。恰值这年五月,康熙帝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等勘察河工。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身份奏上所著书,要求取消靳辅建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水之性,疏导与筑堤并举。康熙帝令他与伊桑阿等随行,到现场同靳辅商议。这一行人遍察各项工程,到了徐州,让崔、靳进行讨论。靳辅说:“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阔,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绝不应改变计划,破坏已取得的成功,酿成后患。”这件大事,在地方上无法解决,伊桑阿等回到京城。十月,在一次廷议会上,工部尚书萨木哈等提出萧家渡决口应令靳辅赔修。康熙帝认为,一是修河需要钱粮甚多,靳辅赔修不起;二是如果真的赔修,万一贻误漕运仍不好办,所以他没有听取这个意见。大家一致提出靳辅治河多年,应当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了这个建议。
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开会,在靳辅本人参加下,讨论他的治河事宜。会上,康熙帝命令靳辅口头说明自己的意见。靳辅说:“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尽心竭力,以期有朝一日大功告成。今萧家渡工程,至来年正月一定完工。其余河堤,估计用银得一百二十万,逐处修筑,可以完工。”康熙帝追问:“尔从前所筑决口,杨家庄报完,复有徐家沟;徐家沟报完,复有萧家渡。河道冲决,尔总不能预料。今萧家渡既筑之后,他处尔能保其不决乎?河工事理重大,乃民生运道所关,自当通盘打算,备收成效,不可恃一己之见。”靳辅主动转移议题,指出人事问题比自然灾害影响更大,指出河堤必因地势高下,有的应十五丈,有的七八丈,岂可一律规定丈尺。康熙帝当场也表示“崔维雅所奏无可行者”。五年后崔维雅逝世,议给恤典,康熙帝仍说他“系不端之人。当时曾议修河,若委以此任,不但工不得成,必至事体败坏”。
这次大争论以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而告终。靳辅被宽大免赔,仍按原计划督修。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他上疏报告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同时提出大滔直下,清口附近的七里沟等四十余处出现险情,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另疏请求让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内河堤,防止上流壅滞。康熙帝看到靳辅治河,“成与不成在此一举”,所以凡所请钱粮都要迅速解给。七月,当康熙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敬等询问河道情况,他们都说河归故道,船只往来无阻。康熙帝高兴地说:“前见靳辅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今闻河流得归故道,良可喜也。”十二月,靳辅得官复原职。
再获成功
康熙二十二年以前,靳辅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淮河复归故道的问题。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三十一岁的康熙帝南巡。十七日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靳辅扈从康熙帝在河、淮之间,详视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及治河工程进展情况。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对靳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意见。
靳辅听了康熙帝的意见,立刻表示了看法。他说:“黄河为患最大,为功最艰,目前急务,不得不治其大而略其小,故借减水诸坝,使决口水分势弱,人力易施。待黄河尽复故道之后,臣当更议筑塞减水诸坝。”靳辅把问题引到更实际的地方,指出他从事治河的艰难性质,说明先用减水坝解决迫切的大水患,然后再图长远,塞住减水坝。康熙帝这次南巡还看到治河民工很艰苦,指示靳辅不能让贪官污吏克扣工食,对他们应加意轸恤。十一月十四日回来的路上,康熙帝把所著《阅河堤诗》亲洒翰墨,赠给靳辅。诗说:“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这反映出,康熙帝把治河看做一件大事,当他看到沿河人民生活非常穷困的时候,认识到只有把黄河治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勉励靳辅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朝着大功告成的目标前进。靳辅得到皇帝赠诗,受宠若惊,决心“效犬马之报”。
靳辅根据康熙帝解决防止减水淹民的指示,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再在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栏马河减水坝所泄的水入中河。这条河,上接张庄口及骆马湖清水,下历桃、清、山、安,入平旺河达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张庄运口。中河修成后,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去走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路。这项工程于康熙二十五年动工,至康熙二十七年完成。历史上称赞靳辅开中河好处极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
争论迭起
这时靳辅仍主张再修一些减水闸,而康熙帝认为减水闸有益河工无益百姓,命他详加考虑。康熙二十四年秋,靳辅以河南地在上游,如有失误,江南必将淤淀,又筑考城、仪封堤,封丘荆隆口大月堤,荥泽埽工等。在睢宁南岸龙虎山凿了减水闸四个。不久,一场新的治河之争就开始了。引起争论的原因和康熙帝大有关系。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使广大民田被淹,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其实这也正是由于靳辅取得了治河的一定成就,使一些人,包括康熙帝,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仍受靳辅领导。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发生了分歧。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疏海口引潮内浸,害处更大。他建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以后还给人民,剩余者招民屯垦,收取佃价,作河工费用。此议传到康熙帝那里,怕取佃价,人民负担不起,没有被立即批准。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连奏三本,一是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令入海;一是帮筑高家堰堤岸;另一是修理黄河两堤。这里靳辅所持的观点,多与康熙帝及众人不同。康熙帝以事关重大,乘寒冬之季,河工有空闲时间,决定召靳辅及于成龙速到京师,会同九卿详加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很久,第一次的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三天。第一天,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奏报河工事宜,着重介绍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提出开浚原来的河道。二人所议不合,各持己见。提到会上与九卿会议,大家以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河工未经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但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认为他的意见更有道理。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开下海,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其事。[28]
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即不但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当然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向他展开猛烈攻击。如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已经九年,未获成功,糜费钱粮,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说:“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另差人修理,恐反致贻误。且俟一、二年后,看其如何?”得到皇帝的谅解,靳辅免遭革职处分,仍留原任。但康熙帝已认为他言语浮夸,说的不能完全兑现,便再寻找别的良法了。
此波未平,康熙二十五年年底又掀起堵塞减水坝争论之波。靳辅虽然又提出几个小问题,表白自己无意与孙在丰为难,但清廷就此决定本年暂塞高邮州、高家堰诸闸,来年堵塞黄河以南诸堤坝。这也使靳辅越来越陷入被动。
跌宕岁月
康熙二十七年以后,靳辅进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晚年。这时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总的来看,已非当年可比。首先使靳辅感到窘迫的是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指责他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还说他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特别是违背皇帝的旨意,阻挠开浚下河。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劾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冲决而已。御史陆祖修也劾靳辅“积恶已盈”,用舜殛禹做比喻,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了众矢之的。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列举这些成功之后,对攻击他的人如郭琇、于成龙、慕天颜、孙在丰等,一一进行了驳斥,揭露他们阴谋陷害。最为彻底的是靳辅揭露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那些人的田地在下河流域,他们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清丈隐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
康熙帝认识到奏劾靳辅的人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据以定案,应给本人以陈辩机会。三月八日,康熙帝召集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总督董讷、巡抚于成龙、原任尚书佛伦、熊一潇、原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当面进行讨论。靳辅以河道总督赴会。会上分为两派,一派如董讷等继续攻击靳辅,兼及陈潢;另一派如佛伦等,替自己开脱的同时,仍支持靳辅。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主要的对立面是靳辅和于成龙。在这次讨论中,康熙帝看出于成龙的确不懂河务。但是靳辅固执己见,与众议不合,尤其康熙帝本人也不赞成靳辅的一些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以福建总督王新命代替他为河道总督,陈潢也被革去佥事道衔。
靳辅刚刚被革职,臣下立即向康熙帝报告了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滞,有人提出希望派靳辅去解决;另一个是中河已开通,实际是报靳辅之功。这两件事都使康熙帝为难。他同左右臣下谈话一再肯定靳辅治河有成绩,如修治上河,不能说不善,京城的官员们赖以为生的就是上河堤岸坚固,漕船能保证通行无阻。于成龙所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纯属无稽之谈。这时康熙帝惟恐新任河总完全改掉靳辅治河的成果,搞得前功尽弃。他说:“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指出王新命如顺从于成龙将原工程尽行修改,就是各怀私愤。又派大臣前去调查,指示其已建闸坝堤埽及已浚引河,都应如靳辅所定章程,不必更改。这些人回来报告,基本肯定了靳辅的成绩。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靳辅被召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二十三日查看中河时,康熙帝问他:“尔当日如何筹画开浚中河?今又云何?”回答说:根据康熙帝以前巡视河工提出的任务想出来的,开浚之后看到不但可以解决水淹民田,还能通漕船,如令漕船由此通行,可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现在看来,如再把遥堤进一步加修,更保险了。康熙帝听了靳辅的话,指示王新命继续完成中河善后事宜,强调先修遥堤及减水坝。三月,康熙帝根据南巡时江淮百姓、船夫处处称赞原来总河靳辅,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的确卓有成效,又见他实心办事,勤勤恳恳,觉得以前对他的革职处分太重,便下令恢复其从前的衔级。这是给靳辅恢复名誉,却不是官复原职。
晚年逝世
靳辅第二次被革职以后,连续在家闲居三年。其间曾三次担负临时性的任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同工部尚书苏赫等查看通州运河,提出在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都被采纳了。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第三次是康熙三十年九月,奉命同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等阅视黄河险工,行前康熙帝特别提到靳辅“于河务最为谙练”。第二年正月还奏,报告了黄河南北两岸无冲损的减水坝及应加培的单薄处,并绘图呈览,下九卿会议,令如靳辅所议实行。还有一次,康熙二十九年三月,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凯音布也请浚北运河,康熙帝召靳辅咨询,靳辅提出从北运河两旁下埽束水,不必引南河北流。这时靳辅以治河专家发挥了作用。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运河同知陈良谟告发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零七百两,康熙帝更加重视选择河总人选。他说:“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他比较了几个可供任命的人选,还是决定罢免王新命,重新起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说这可以解除他“数载之虑”。靳辅以体衰多病推辞,不许,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作为协理,帮助他,也就走马上任了。
靳辅这一次东山再起,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贡献一切智慧和力量。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二十万石漕粮,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靳辅接受这项任务以后,亲自督运,水路只能运至孟津,然后陆路运到蒲州。因做得出色,得到康熙帝嘉奖。但是他的病日益严重,就在这时他还连连上疏,复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对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运河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还上一疏,要求恢复已故陈潢的职衔及过去因讨论河工而受处分的尚书熊一潇等名誉。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因发烧不止,靳辅请求退休,被批准。十一月,这位为治河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专家逝世于任所,终年六十岁。清廷按例给予祭葬。康熙三十五年,清廷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靳辅后人
儿子:靳治豫,雍正帝时期协理江南河工。靳辅和于成龙
这时靳辅仍主张再修一些减水闸,而康熙帝认为减水闸有益河工无益百姓,命他详加考虑。康熙二十四年秋,靳辅以河南地在上游,如有失误,江南必将淤淀,又筑考城、仪封堤,封丘荆隆口大月堤,荥泽埽工等。在睢宁南岸龙虎山凿了减水闸四个。不久,一场新的治河之争就开始了。引起争论的原因和康熙帝大有关系。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使广大民田被淹,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其实这也正是由于靳辅取得了治河的一定成就,使一些人,包括康熙帝,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仍受靳辅领导。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发生了分歧。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疏海口引潮内浸,害处更大。他建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以后还给人民,剩余者招民屯垦,收取佃价,作河工费用。此议传到康熙帝那里,怕取佃价,人民负担不起,没有被立即批准。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连奏三本,一是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令入海;一是帮筑高家堰堤岸;另一是修理黄河两堤。这里靳辅所持的观点,多与康熙帝及众人不同。康熙帝以事关重大,乘寒冬之季,河工有空闲时间,决定召靳辅及于成龙速到京师,会同九卿详加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很久,第一次的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三天。第一天,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奏报河工事宜,着重介绍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提出开浚原来的河道。二人所议不合,各持己见。提到会上与九卿会议,大家以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河工未经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但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认为他的意见更有道理。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开下海,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其事。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即不但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当然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向他展开猛烈攻击。如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已经九年,未获成功,糜费钱粮,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说:“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另差人修理,恐反致贻误。且俟一、二年后,看其如何?”得到皇帝的谅解,靳辅免遭革职处分,仍留原任。但康熙帝已认为他言语浮夸,说的不能完全兑现,便再寻找别的良法了。人物评价
康熙帝:①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近因被劾,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若不陈辨朕前,复何所控告耶?②朕听政后,以三籓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
《清史稿》: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方兴、之锡皆守其成法,而辅尤以是底绩。辅八疏以濬下流为第一,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成龙主治海口,及躬其任,仍不废减水策。鹏翮承上指,大通口工成,入海道始畅。然终不能用辅初议,大举濬治。世以开中河、培高家堰为辅功,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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