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玄伯的故事,陈献章书法

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陈白沙,别称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等,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陈献章出生广东新会都会村,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明代硕儒,有岭南一人、圣代真儒之称;他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开明儒心学先河,创茅龙笔和茅龙书法,著有《慈元庙碑》、《忍字赞》、《戒色歌》等作品。1500年,陈献章病逝,时年72岁,谥号为文恭。人物生平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1469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应召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静坐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失怙孝母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
早年苦学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编辑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设馆教学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静坐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淫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入仕求退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
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旻,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最后,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著学育人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老母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这时候,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瓛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身后荣享 1500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
1574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陈献章诗词
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同时,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
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书法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 ,人物评价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宛若明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新空气,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催发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繁荣。近人缪天绶评论云:“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白沙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辞世后被追谥为“文恭公”,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从祀孔庙的学者,故有“岭南一人”之誉。同时,他凭借独创的“茅龙”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率先奠定了岭南书法家的位置。
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崔玄伯本名崔宏,人称白马文贞公,出身清河崔氏,是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崔玄伯自小就有神童之称,先后任职前秦、后燕、北魏,担任过高阳太守、白马郡公等,掌管机要、参与草创各种制度,得帝王器重,是北魏的开国功臣。崔玄伯的书法也颇为出色,可惜没有墨迹传世,他于418年逝世,追赠司空,谥号文贞。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崔玄伯出身于清河崔氏,曹魏司空崔林的六世孙。祖父崔悦,在后赵官至司徒左长史。父亲崔潜,在前燕任黄门侍郎。崔玄伯年轻时才名远扬,号称“冀州神童”。
372年,前秦阳平公苻融任冀州刺史,并以崔玄伯为侍郎,领冀州从事,管理记室。崔玄伯在外总管州内庶务,在内为苻融宾友,处事决断都不曾迟滞。天王苻坚听闻他的事迹,召他入朝为太子舍人。崔玄伯因母亲有疾病而推辞,后迁为著作佐郎。
380年,苻丕任征东大将军、冀州牧,崔玄伯被任命为征东功曹。 归顺北魏
淝水之战后,前秦国内大乱。崔玄伯打算到江南避难,结果在齐鲁一带被翟钊及东晋叛将张愿抓住,被迫接受翟魏的官爵。
392年,后燕灭亡翟魏,崔玄伯于是投降燕国,被慕容垂任命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
396年,代王拓跋珪进攻后燕。崔玄伯逃奔海滨,不久就被拓跋珪派人请出,拜为黄门侍郎,并与张衮一起总掌机要,创立制度。
深受信任
398年,拓跋珪命群臣商议国号,群臣都认为应该以“代”为国号。崔玄伯认为:“昔商人不常厥居,故两称殷商;代虽旧邦,其命惟新,登国之妆,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民,宜称魏如故。”拓跋珪于是定国号为魏,是为北魏。不久,崔玄伯迁任吏部尚书,负责监察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并作最后决定。同年,拓跋珪登基称帝,改元天兴,是为道武帝。
399年二月,崔玄伯总管尚书省事务,统辖三十六曹,先后行使尚书令、尚书仆射的职权。
崔玄伯虽深受重用,但却能立身雅正,以节俭自律,因此深受道武帝的信任。道武帝经常向崔玄伯询问治国之道,崔玄伯既不謇谔忤旨,故意夸大事实,也不谄谀苟容,乘机取悦君上,故此虽然道武帝晚年常常猜忌大臣,但崔玄伯都未受影响。后来,崔玄伯卸任尚书之职,进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名位与旧臣庾岳、奚斤相同。
效忠明元
409年十月,道武帝被清河王拓跋绍弑杀,朝中官员各怀异志。拓跋绍为安人心,分赐布帛于王公大臣,只有崔玄伯没有接受。
同月,齐王拓跋嗣诛杀拓跋绍,即位为帝,改元永兴,是为明元帝。崔玄伯因没有接受拓跋绍的赏赐,被特赐二百匹帛,与长孙嵩、奚斤、安同等八人共听朝政,同掌军国要务。不久,崔玄伯奉诏与宜都公穆观巡行郡国,查处不法官吏,又与长孙嵩一起决定刑狱。
410年正月,明元帝下令征召郡国豪族入京,以防止他们侵扰百姓。结果,一些无赖少年互相煽动,集结生事,西河郡及建兴郡更是盗贼群起,官员无法遏制。明元帝见事态严重,打算以大赦来安抚人心。北新侯安同认为应诛除首领,赦免其党羽,崔玄伯却认为“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若赦而不改,诛之不晚。”明元帝最终听取了崔玄伯的建议。
晚年生活
415年,并州胡人侵掠河内等地,将军公孙表讨伐失败,明元帝只得与群臣商量对策。崔玄伯认为公孙表之所以失败并非实力不足,而是指挥调度失误所致;并建议由胡人畏服的寿光侯叔孙建前往讨伐,以其威名瓦解叛胡。拓跋嗣于是命叔孙建出征,果然成功的平定了叛乱,崔玄伯因功拜天部大人,进爵白马公。
418年六月,崔玄伯病重,拓跋嗣派宜都公穆观前去听其遗言,又派侍臣查询病情。不久,崔玄伯去世,追赠司空,谥号文贞。明元帝还破例以“王礼”为其治丧,并命朝中文武群臣及附国渠帅都去送葬。孝文帝元宏在位期间,崔玄伯得以配飨太庙。崔玄伯的故事
尽管出身名门,崔玄伯依然洁身自好,不肯经营产业,即使是身处乱世也如此。这样节俭导致家徒四壁,妻儿饥寒交迫,就连年迈的老母亲都不能安享晚年,时人讥讽他过于节俭。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得知后,更加器重崔玄伯,并更多加赏赐,他却更加自律、约束自己了。
崔玄伯为人宽容,为官也不激进,故而不曾犯颜直谏,也不曾阿谀奉承,所以尽管拓跋珪晚年常常猜忌大臣都没有波及到他。崔玄伯后人
长子:崔浩,官至司徒,袭爵白马公,因国史之狱而被杀。
次子:崔简,官至中书侍郎、征虏将军。
三子:崔恬,官至上党太守、平南将军、豫州刺史,阳武侯,与崔浩一同被诛。人物评价
以知人闻名于世太原人郝轩,曾称赞崔玄伯 “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
《魏书》评价崔玄伯道:“为国驭民,莫不文武兼运。……玄伯世家隽伟,仍属权舆,总机任重,守正成务,礼从清庙,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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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宏立身雅正,并不入世,兵乱之间仍然自发地坚持专心向学,不营产业,故妻儿处于饥寒之中。其本人亦十分俭约,至北魏时虽然深受器重,但仍然不营产业,以致家徒四壁,连代步的车也没有,七十之龄的母亲也没有丰富的膳食。

崔浩小名桃简,出身山东武城的名门之家清河崔林,族内借高门之后,是南北朝北魏时期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崔浩长得好、出身好、位高权重,自比张良,历经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是太武帝的谋臣;崔浩官至司徒,封爵东郡公,主张崇道废佛、击灭胡夏、灭北凉、出击柔然,协助北魏统一北方。450年,崔浩因国史之狱被杀,家族被灭,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都遭到了巨大打击。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其母亲是西晋末、后赵文学家卢谌的孙女,因此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崔浩本人及其弟崔恬之妻,皆为太原高门郭逸之女,故其族连姻皆为高门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乡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涉及,精研经义,时人没有赶得上他的。未成年就为直郎。
北魏天兴年间,崔浩任给事秘书,转任著作郎。拓跋珪因他工于书法,让他经常跟随左右。拓跋珪晚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官员多因小小过失而被治罪,大家无不逃避,以躲避眼下之灾,崔浩独自恭勤不怠,有时终日不归。拓跋珪知道了,就叫人给他送去御粥。崔浩的忠心耿耿,勤于职守,不为穷通改节,大多像这类情况。
公元409年,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拓跋嗣好阴阳术数,公元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这时,后宫有兔子出没,查问门卫,兔子根本无法进来。拓跋嗣觉得很奇怪,命崔浩推测其是否是不祥征兆。崔浩认为当有邻国进贡嫔妃,是吉兆。第二年,姚兴果然进献女子。
反驳迁都
公元415年,魏国首都平城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
拓跋嗣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
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陛下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
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即山东定、相、冀三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这些穷户。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周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隔岸观火
公元416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
公元417年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必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有崔浩站出来反对说:“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
拓跋嗣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拓跋嗣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拓跋嗣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过去姚兴好虚名,而无实用。子姚泓又生病,众叛亲离。刘裕乘人之危,兵精将勇,以臣看来,胜利在握。”
拓跋嗣问:“刘裕军事才能与慕容垂相比如何?”崔浩说:“刘裕更强。”太宗问:“你说说怎么个强法?”崔浩说:“慕容垂借父祖二世为君的资本,出生时便已尊贵,同类归之,就如夜蛾赴火,稍加努力,便足立功。刘裕则从寒微丛中挺拔而出,没有一尺土地作为资本,没有一卒可供调用,他奋臂大呼而剿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篡夺晋权,遂执国政。刘裕如果平定姚泓回来,必定取代其主,这是必然的事情。秦地戎夷之人混杂并居,乃虎狼之国,刘裕也不能好好守住它。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想在三秦之地行荆扬教化,就如无翼而想飞,无足而欲走,是不可能的。如留兵守之,必然是给敌人帮忙。孔子说:善人治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现在秦人难制,一、二年间哪能是刘裕做得到的呢?我们暂时可治戎束甲,息民守境,以待其归,秦地终当为我国所有。我们尽可坐而待之。”
拓跋嗣说:“刘裕已经入关,不能进退,我派精锐骑兵南袭彭城、寿春,刘裕哪里能自立?”崔浩说:“现在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自率领六军出征。兵众虽盛,而将领之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才,而没有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认为待之不晚。”拓跋嗣笑着说:“你思量的我已知道了。”
崔浩说:“臣曾经私下评论近世人物,不敢不让陛下知道。如像王猛治国,是苻坚的管仲;慕容玄恭辅佐少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刘裕平定逆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拓跋嗣说:“你认为先帝如何?”崔浩说:“小人管窥蠡测,怎能发现苍天的广大。即使如此,太祖任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原,变风易俗,化披四海,自当与伏羲、神农齐列,为臣岂能仰其名节。”拓跋嗣说:“屈丐怎样?”崔浩说:“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被姚氏封官任用。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于是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竖逆小人,无大谋略,残酷暴虐,终将为人所灭。”拓跋嗣大为高兴,二人说到午夜,拓跋嗣赐给他御缥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说:“朕品味你说的话,如这盐酒,所以与你同享。”
料事如神
公元418年,彗星出天河口,进入太微,经过北斗,中间通过紫微,侵犯天枢,前后八十多天,至汉而灭。拓跋嗣又召诸儒术士问道:“而今天下未统一,四方对峙,灾兆之应,将在哪个国家?朕很是害怕,大家尽量说来,不要隐瞒什么。”众人都推举崔浩应对。崔浩说:“古人有言,大凡灾异的产生,都是由人而起。人若没有过失,妖异之象不会出现。所以人失于下,则灾变见于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改。《汉书》记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天相同。国家之中主尊臣卑,上下有序,百民没有异心。只有僭晋卑陋削小,主弱臣强,累世遭到欺凌,故而桓玄逼夺,刘裕握权。彗孛,为恶气所生,是应僭晋将灭而刘裕篡权的征兆。”众人无人能说出与崔浩不同的话来。拓跋嗣深信不疑。
公元420年,刘裕果然废了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南边边镇奉上刘裕改元赦书。当时拓跋嗣到东南舄卤池射鸟,听说这事后,驰马召崔浩,对他说:“往年你说彗星的卜占应验了,朕今天才信天道。”
当初,崔浩父亲病重,崔浩剪指甲截发,晚上在庭院中仰祈北斗,为父亲请求寿命,请求以身代父,叩头叩得流血。一年多都不停息,家里还几乎没人知道。等到父亲逝世,守丧尽节尽礼,时人都很称道他。崔浩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全是崔浩负责。崔浩能为杂说议论,并不擅长写文章,而只是留心于制度、科律以及经术的言辞。制作家祭办法,排列五宗次序,制定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明白可观。生性不好老、庄之书,每次读不过数十行,就丢了,说:“这些矫饰诬妄的论述,不近人情,必定不是老子所写的。老聃演习礼义,仲尼师从他,哪里会著败坏礼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呢。这就是袁生所谓家人筐箧里的物品,不可在王庭中宣扬。”
议立储君
拓跋嗣经常有小病缠身,怪异东西屡屡看见,于是他派宦官秘密地问崔浩说:“《春秋》说:星孛北斗,七国的君主都将有灾。今天日蚀于胃昂,尽光于赵、代之分野,朕已病了好几年,医疗救治倒也无大损害,我担心一旦不行了,诸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呢?你为我作百年后的打算。”崔浩说:“陛下您春秋富盛,事业如日中天,以德除灾,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况且天道玄渺高远,或消或应。过去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居。臣愿陛下排遣诸多忧虑,宁神保和,纳御嘉福,不以愚昧之说,致损圣恩。必不得已,请陈妄言。自皇朝圣化龙兴,不设立储君,所以永兴年间开始,国家社稷几近危难。今天应早建东宫,选用公卿中忠正贤良、陛下一向信任的臣僚充当师傅,左右侍臣忠诚圣上的充当宾友,让他入总万机,出统军队政务,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如这样,那陛下就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陛下百年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那奸邪之人只有息望作罢,也没有什么空隙可钻的了。这乃是万世的令典,免祸的大略。而今皇长子焘,年纪将满十二岁,聪慧敏睿温良谦和,众情所系,现在登上储君的位置,那是天下的幸事。立子以长,礼仪所定。如必须等到他们都成人了然后再择储君,倒错天伦,则会生出履霜践冰之祸,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兴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
拓跋嗣接受了崔浩的意见,于是让他奉策告示宗庙,命拓跋焘为国家副君,居正殿临朝听政。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面西;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面东。百僚各司其职听从调遣。拓跋嗣避居西宫,时隐而暗察之,听其决断朝政,大为高兴,对左右侍臣说:“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侍四朝,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通晓俗情,明练政务;穆观达于政要,识朕意图;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而在公事上专心严谨。有这六个人作为辅佐,我与你们优游四境,伐叛安民,可以意气奋发于天下了。”群臣不时陈奏疑难问题,拓跋嗣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应当由你们的国主来决断。”
劝阻南征
公元422年,刘裕去世,拓跋嗣想攻取洛阳、虎牢、滑台。崔浩说:“陛下不以刘裕篡位为怀,接受他的贡物和使者,刘裕也敬侍陛下。不幸他今天死了,我们乘丧讨伐他们,即使得手也不光彩。《春秋》说:晋国士丐率军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撤回军队。君子以不伐丧为大礼,认为恩足以感动孝子,义足以动诸侯。而今国家也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该派人前去吊祭慰问,存其孤弱,怜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好事指的就是这些。如此,则会教化披盖荆、扬,南金象牙羽毛之类珍奇,可以不求而自至。刘裕刚死,党羽未离,我们兵临其境,他们必定齐心迎战,这样我们不一定能够得手,不如慢慢处置,等待敌方出现内讧。假如他们国中强臣争权,变难一定蜂起,然后我们命将扬威出征,就可不劳士卒,坐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坚决要南伐,诘难崔浩说:“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刘裕死了我讨伐他,怎么不可以呢?”崔浩坚持说:“姚兴死时,二子纷争,刘裕才讨伐他们。”拓跋嗣大怒,不听崔浩的话,于是派奚斤南伐。群臣讨论说:“先攻城呢?还是先抢地盘?”奚斤说:“请先攻城。”崔浩说:“南方人善于守城,苻坚攻打襄阳,经年不拔。今天以大国的力量攻其小城,如不及时攻克,挫损军势,敌人便能徐徐严整而来。我疲怠敌人精锐,这是危险的做法。不如分军略地,到淮河为限,列置守宰官员,收聚租谷。滑台、虎牢反而在我军北面,南边救援的希望断绝,必定沿河东逃。如不这样,就会成为我们的掌中之物。”公孙表请求先攻城池。奚斤等渡过黄河,先攻滑台,经久不拔,上表请求援军。拓跋嗣发怒,于是亲自南巡。拜崔浩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等到拓跋嗣车驾归来,崔浩跟随其出巡西河、太原。崔浩登高坡之上,下临黄河滚滚河水,旁览山川,感兴大发,于是与同僚讨论五等郡县的是与非,考查秦始皇、汉武帝的得失。对他的好古识治,大家深为折服。天师寇谦之每与崔浩谈话,听其论古代治乱之迹,常常自夜达旦,神情严肃,从不懈倦。随既而赞叹说:“你的话很好,都可实行,你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皋繇了。但是世人因为贵远贱近,不能深刻理解你的话。”因此对崔浩说:“我行道隐居,不营世务,突然听到神中诀语,要我应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年断绝的皇统绪脉。而我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就为我撰列王治典,并论述其大要吧。”崔浩于是著文二十多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意先以复五等郡县为本。
破赫连昌
公元423十一月,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左右官员忌恨崔浩正直,一起排挤毁谤他。拓跋焘虽然知道他的才能,但不能不接受众议,故罢黜崔浩,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归家闲居。碰到有什么疑难,便召来请教。崔浩皮肤纤细洁白,就如美貌的妇人。而性情敏达,长于计谋,经常自比张良,说自己通古方面还胜过他。既然休闲在家,因此打算修炼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崔浩便拜他为师。
始光年间,晋升崔浩东郡公的爵位,拜他为太常卿。当时正议论讨伐赫连昌的事。群臣都认为这是件难事,只有崔浩说:“往年以来,荧惑星再次守住羽林星,并都形成钩己之状,这就预卜了秦的灭亡。而且今年五星一齐出于东方,这是有利于西伐的征兆,天应人和,时机到齐了,不可失去这个机会啊。”拓跋焘于是命令奚斤等人出击蒲板一带,自己亲率轻骑奇袭赫连昌的都城,大胜而归。后来拓跋焘又要再次征讨赫连昌,到了统万城城下,收集兵马假装撤退。赫连昌鼓噪而来,冲突前进,将阵营舒展铺开为两翼,时值风雨从东南而来,沙尘暴虐,天地昏暗,宦官赵倪向拓跋焘进言说:“现在风雨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崔浩叱责他说:“这是什么话!千里之外前来制胜,一日之中怎么能有变化呢?贼军现前行不能停止,和后方远离断绝,更适宜我军分队隐蔽出击,乘他们不注意而攻打他们。对付风的办法在于人的谋划,有什么规律可循呢!”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
征讨柔然
破统万城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下手。夏国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崔浩针锋相对,说:“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陛下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拓跋焘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已决定了。亡国之臣不可以同之相谋划,确实是可信的呀。”
为了打消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崔浩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拓跋焘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拓跋焘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拓跋焘后悔不已。
攻灭北凉
公元432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凉苟延残喘。
公元439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群臣反对,尤其是李顺反对得最厉害,李顺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凉12次,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凉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凉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凉,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说:“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拓跋焘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而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拓跋焘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备受宠信
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
拓跋焘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国史之狱
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拓跋焘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拓跋焘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崔浩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
在公元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意做这件事的人,能有几人!请你要三思。”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郡名门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拓跋焘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公元439年十二月时,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拓跋焘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公元450年7月5日(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可能是因为这次灭族不彻底,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等这些赵魏大族皆有漏网之鱼,不久以后都复兴了各自的家族,但是这些赵魏大族在当时所遭受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拓跋焘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崔浩的妻子儿女
正妻:郭氏,太原郭逸之女。
继室:郭氏,太原郭逸少女,郭逸在他第一个女儿去世后,以少女继婚。崔浩看不起诸葛亮
北魏的崔浩是一位传奇人物,精通军事、政治、史学和天文学。崔浩有才,因此瞧不起古人诸葛亮,据《蕉轩随录》记载,崔浩对由东晋入魏的毛修之说,诸葛亮的战略眼光不咋样。他辅佐刘备,不与曹操争夺,却主动离开战略要地荆州,去偏僻的巴蜀,实在是下策,“此策之下者”。
崔浩又批评诸葛亮出兵位置不对。蕞尔小国与庞大的上国对抗,本来就没有胜算,又加上军事谋略失误,更加雪上加霜。例如出兵陇右,攻打祁山和陈仓,都失败,进入秦川后,又不攻占城池,企图与魏国的主力军决战,“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国偏偏不出战,壁垒固守,长期耗费蜀军,“以不战屈之”。崔浩认为诸葛亮是忧急而死的,“愤结攻中,发病而死”。
《蕉轩随录》的作者方浚师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崔浩狂妄自大,不懂诸葛亮的伟大,因此崔浩后来下场悲催也是活该。其实,这都没什么必然联系,观点不同而已。人物评价
总评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贵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历代评价 拓跋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
拓跋焘:“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
魏收:“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书》:“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
杜牧:“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於内,功后成於外。”
陈亮:“夫崔浩之佐魏,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无以逺过也,而其料柔然尤为竒中。”
王夫之:“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薉,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薉,而诘汾、力微之薉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
康熙帝:崔浩研精经术,练习政事,洵魏臣之杰出者。其不信佛法,尤度越时俗,卓然高蹈,何乃师受道士之术而崇奉尊礼之?且上其书以蛊惑君心,得罪名教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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